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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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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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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矣。”（《汉书·食货志上》）。晁错也说：农民一年四季劳苦，倘若遇到水旱之灾、急政暴敛，于是“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贲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同上）。
贾谊、晁错所谈，都是汉文帝时的事。上面引用的他们两人的话，都是他们对文帝的奏疏里的话。商人兼并农民，农民被卷入交换过程而日趋破产的景况是越来越严重的。元帝时贡禹的上疏对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失业流亡的关系说的更清楚。他说：“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稾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汉书·贡禹传》）。贡禹看到商人富了农民穷了，农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是由于末利深而惑于钱，“其原皆起于钱”，他摸到了问题的一点边沿。钱，是商人和交换经济的代表。在农民和商人、交换经济的交量中，农民是被动的，商人、交换经济是主动的。他看到商人富了，也想去经商，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他不认识，他是富不起来的，他们命运只有“穷则起为贼”。
或者有人想，使农民穷困破产走上流亡之路的是租税徭役负担，是官的横征暴敛，是官吏的与民争利。古来的政治家、思想家，也多有从这方面看问题提出问题的。晁错虽然提“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同时他也说“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才使农民不得不“半贾而卖”、“取倍称之息”，终至“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董仲舒也说：“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注：《汉书·董仲舒传》。）作此想法的人，还有很多，这里只举晁、董二人为例。
这话自然有道理，农民的穷困，显然的原因是官府的税收、横征暴敛、官吏的贪污腐败，搜刮民财。但是，深入去想，就会发现官府聚敛、官吏搜刮，都是交换经济发展的结果。在一个纯自然经济的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奢侈品的引诱。不见可欲，没有可赋敛和搜求的。没有商品，没有交换经济，也就没有赋敛和搜刮。交换经济的发展，是第一义的，搜取赋敛是第二义的。归根结底，使得农民破产流亡的仍是交换经济。
战国秦汉的统治者，也都清楚破坏农民经济的是交换经济。历代皇帝都知重农抑末，知道采取政策保护农民打击商人。汉武帝的经济社会政策，盐铁专卖、算缗钱、平准均输等，王莽改制，禁止土地、奴隶卖买，五均六筦、币制改革等，都是针对商人的。小农、小农经济，是皇家、皇权依存的根。在和城市交换经济的对立中，小农、自然经济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受气、挨打，被迫破产、流亡。皇家、皇权复出来保护小农，保护小农经济。皇家、皇权对小农、小农经济的保护，本身就说明在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对抗中，交换经济是主动面、主导面、支配面、自然经济是被动面、被导面、被支配面。
第三、战国秦汉时代是城市支配农村的时代，是交换经济支配自然经济的时代
这里请允许我先引两段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当然，这只是作参考不是作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大学问题。从“学问”角度出发，他们两人的话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马克思说：“一切发达了的、并且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是城市与农村的分离为基础的。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中，都是总括于这种对立的运动之中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2章第4节。）
恩格斯说：“文明使一切已经确立的分工加强而增剧，更激成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这里，或者如古代，城市握有对农村的经济支配，或者反之，有如中世纪，农村握有对城市经济的支配。”（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九《野蛮与文明》。译文参看了几个译本，这里基本上用的侯外庐的译文而略加改动。）
再让我说一点废话。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的。大到天体、星球，小到原子、粒子，都有规律，在一定的规律下运动。否则乱了套，互相碰撞，自我毁灭。
人类社会，也是有规律的。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不抹杀个性。一年有四季，阴晴雨雪有规律，但不一定年年都是那天热那天凉，那天下雨那天刮风。有共性，有个性。人类社会也是一样，有共性有个性。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要又承认共性又承认个性。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都有它的个性、特殊性，但都有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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