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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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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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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流向大体可分为：经营商业、经营土地和高利贷、窖藏与浪费、流入国库与中饱私囊、与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贸易。这些流向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均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正 文】
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业是比较发达的，在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堪称一个黄金阶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商业经营的主体——商人的人数不断增加，并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积聚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这些巨额财富的流向，除了对当时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以外，还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略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 经营商业
经营商业是商业资本流向的一个主要渠道。为使商业经营活动能周而复始地进行，不断扩大其经营的规模与范围，商人就须把在商业经营过程中获取的商业资本，重新投入到商业经营的活动中。战国秦汉时期，中小商人构成了商人的主体。他们除了一小部分是在春秋中后期“工商食官”解体后由普通的商业劳动者转化而来以外，大部分则是已经破产或行将破产的个体农民，在商业经营活动较高利润率的驱使下，以经营“末业”作为“贫者之资”。（《史记·货殖列传》）因此，他们多缺少商业经营活动所需的资金，只能从事一些“贩夫贩妇”的小本生意。多是采用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商品生产和销售，不可能普遍地提高社会商品生产的整体技术水平，更不能把这种家庭化的简单再生产转化为扩大化的社会再生产。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在商业经营上，理应以扩大再生产为主。但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却时常使他们举步维艰，仍多重复着简单再生产。从经营规模上看，大商人所经营的工商型“企业”，一般是比较大的。以铁石鼓铸为例，“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由于这些“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的雇佣人员，大抵尽是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如此弃农经商就可能“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以上引文均见《盐铁论·复古》）威胁到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封建国家对此类“企业”多是采取抑制的政策，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盐铁国营就是明证。另外，战国秦汉时期，商业经营活动需“各任其能，竭其力”，（《史记·货殖列传》）风险较大，往往有破产之虞。经营的规模越大，承担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因此，大商人在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时，常以维持经营现状为上策。从商品经营的种类上看，有些商品受其特性的制约，经营的规模不宜过大，如酿酒销售的收益是颇丰的，但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酤一岁”也仅有“千酿”而已。这主要就是受当时生产技术所限，酿出的酒的度数不高，容易腐败变质所致。所以，此类商品的生产、销售的经营规模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追利逐富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进行简单再生产，对于商人来说，虽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求富途径，但在“求富无涯”等观念的影响下，从主观愿望上讲，他们仍多希望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来更快、更多地赚取高额商业利润。如战国时期的猗顿，原是“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史记·货殖列传》注）后经陶朱公指点迷津，来到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数，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后把资本投入到盐业的生产和销售上，并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成为“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韩非子·解老》）的大商人。又如在西汉前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比较繁荣，“汉兴七十余年之问，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同时在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指导下，商[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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