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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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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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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政策也比较宽松，这就为商人进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外部环境。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鲁曹邴氏等，都是在此期间扩大冶铁生产，成为可比“素封”之家的富商大贾。
二、 经营土地与高利贷
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另外，影响商业经营的其它因素尚有很多。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便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经营稳定、风险小、获利多的购买、经营土地和从事高利贷活动等其它行业。
战国秦汉时期，商人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土地的自然属性、人们对财富的观念，及政府对商业的管理政策等因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还是一种能生息的资本。商人购买大量的土地，是想通过土地的租佃关系，来获得“见税什五”的地租。这种“田农”式的经营方式，虽是“掘业”，赢利不多，但却具有“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的较为稳定的收入。如果能经营一些如“千树枣”、“千树橘”、“千树萩”、“千亩漆”、“千亩桑麻”、“千亩竹”之类的经济作物，则会有更大的收益，其富“皆与千户侯等”。另外，与商业资本不同，土地是一种不动产，它不忧水火，不怕盗贼，在战乱四起之时，不象商业资本那样，随时有丧失的危险。因此，更促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土地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一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人们逐渐形成了“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的财富观念。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虽使人们的财富观念有所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土地，但大多数人对财富的基本观念，仍离不开土地。即使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的司马迁，也持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史记·货殖列传》）的观念。因此，大多数商人以获取大量的土地为最终目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多实行“重农抑末”的商业管理政策，鼓励民众向土地投资。一些地方官吏，如“循吏”，对此也多能认真地加以贯彻执行。《汉书·地理志》载：“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从商贾到农桑，从末到本，无疑就是把商业资本投向土地。《汉书》中所称的其他循吏，如龚遂等，几乎都是以劝农弃商为务，如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商业资本流向土地。
自春秋以来，“田里不鬻”的陈规就已被打破，进入战国秦汉，土地便可自由买卖了。封建政府虽然有时颁布一些限止商人占田的诏令，但那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阻止商人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的狂潮。汉武帝时期，通过告缗，没收商人的土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现据此粗算其在全国耕地中所占有的份额如下：《汉书·地理志》载，平帝时，全国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耕田八百二十七万余顷。武帝时期属西汉盛世，全国邑县、耕地当与之相差不大。取其整数，县以千三百计，每县以没收田二百顷计，则共没收土地为二十六万顷，约占全国耕地的3.14％。若加上其他未犯法，没被没收的商贾的土地，则数量更多。而在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商贾兼并土地比汉武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知，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投向土地为其一个极为重要的流向。
经营高利贷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借、贷双方。战国秦汉时期，这一条件已完全具备。先看货方，当时商人首先在流通领域，活跃起来，于是各地出现了“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的专门商人。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关中、三河、巴蜀、齐鲁、燕赵、楚越之间，随处都可以看到商人的足迹。其中，“宛、周、齐、鲁，商遍天下。”（《盐铁论·力耕》）最为著名。他们或行贾郡国，或以冶铁起家，皆累积有巨额的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除供他们经营商业和购买土地外，放高利贷便成为一个较主要的出路。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史记·货殖列传》）经营高利贷获利多，这便刺激了一些大地主和不法官吏的贪欲，他们也纷纷加入到经营高利贷的行列。再看借方，战国秦汉时期，自耕小农构成了社会人口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他们虽以自然经济为主，但同市场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丰穰之时，粮食多了，需要卖出；饥馑之际，青黄不接，又需买入。由于小农对外来破坏因素的承受能力较小，在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或因官府严酷的剥削，加以婚丧嫁娶的花费等，往往要向贷家举借。另外，小工商业者因缺乏资金，周转困难；官府在财政紧张时，也都要向高利贷者借债。由此就促使高利贷活动十分活跃。
战国秦汉时期的高利贷的利率是比较高的。据《史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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