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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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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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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载：“子贷金钱千贯”，可比“千乘之家”。《汉书·武帝纪》元狩四年李斐注：“一贯千钱”，千贯为一百万。结合上文，“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可知高利贷的利率为20％。但这只是通常情况下的利率。遇有水旱之灾，急征暴敛之时，高利贷经营者往往会提高利率，贫民只得“取倍称之息”，（《汉书·食货志》）即以一偿二，利率为100％。如果贷款的风险较大，利率就会更高。 商人正是由于经营高利贷活动利润多，获利快，才把大量的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从事高利贷经营活动。
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一般以经营民贷民、民贷官两种形式的高利贷为主。民贷民是民放民债，为高利贷活动最基本的一种形式。民贷官是民放官债。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多半发生在战争爆发，国家财政困难之时。 三、 窖藏与浪费
以上所述的产业确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业资本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投资市场。但对手中握有大量钱物的商人来说，毕竟还是狭小的。加之汉武帝以后，封建国家实行盐铁国营、榷酤制度，把封建社会里最能吸纳商业资本的行业，统统收归到政府手中，来巩固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这就使本已存在的商业资本与市场容量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这时，商人除了积极地为他们的商业资本寻找新的市场，如域外市场以外，则只得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其它方面，如窖藏、奢侈浪费等。窖藏主要是指商人把最能体现商业资本价值、单位价值较高的金属货币等，从生产、流通领域中抽取并封存起来。战国秦汉时期，被商人窖藏起来的商业资本是比较多的。《汉书·食货志》所载的“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情况。此种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与人们的习俗、社会经济的动荡及时局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在农业经济为支柱产业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除了努力扩大耕种面积、改良作物品种、改进耕种技术等，来增加粮食产量以外，还因自然灾害的频仍，十分注重对粮食的贮存。以致有了“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国非国也。”（《礼记·王制》）之说。以汉代为例，灾荒频率的合理比例应该是180—225／426，即一半年份有灾（参见马大英《汉代财政史》第28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由此，人们便形成了积贮钱粮的习俗。当时上至封建国家、诸侯王，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如此。如西汉盛时，国家多蓄钱财、粮食。“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又如梁孝王喜贮财物，“及死，臧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史记·梁孝王世家》）而王莽在位时，多储藏黄金，“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汉书·王莽传》）《史记·货殖列传》中，则记有梁、宋之地有“能恶衣食，致其蓄藏”的风俗。一些政论家，如贾谊的论积贮的言论及晁错的贵粟疏，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态。
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和时局的动荡不安是促使商人进行窖藏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每当此时，商人为不使商业资本丧失，就把最为人们所看重，对社会动荡反应敏感的金银财宝，严密地窖藏起来。另外，通常由此而引发并加剧的商业市场的畸形发展，有时就会使盗铸盛行，出现劣钱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西汉前期和东汉末年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时，商人为了保护既得的商业资本，便不肯拿出金银财宝，来作为日常交易或支付价值的手段，更不会用此同低劣的铜钱甚至布帛谷粟之类的实物货币相兑换。结果，大量的商业资本便被窖藏起来。此外，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某些商业政策，也会促使商人把大量的商业资本窖藏起来。如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富商大贾为了瞒产漏税，“富豪皆争匿财。”（《史记·平准书》）
商人的奢侈浪费，也构成了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一大流向。商人生活的消费水平是与社会经济水平、社会风俗等因素紧密相联的。到西汉武帝时期，经济条件好转，社会风气开始由俭变奢。“当此之时，……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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