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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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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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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封建国家却因此“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并获得了大量的田宅，充实了国家的财力与人力，缓解了财政危机。
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也往往流入各级官吏的私囊。吏治较为清明时，流入的数量较少；吏治腐败时，流入的数量较多。商人的主动“奉送”和官吏的强行索取为其两种主要形式。商人把商业资本主动“奉送”给各级官吏，其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寻找靠山，西汉罗裒为经营高利贷，“赂遗曲阳、定陵侯”，（《汉书·货殖传》）便是显例。其二是以此来牟取厚利。在西汉末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出现了一种“障余人卖买，而自取其利。”（《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四年注）叫“辜榷”的卖买独占的行为。如灵帝时，“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后汉书·灵帝纪》）此类“豪右”应是与豪门贵戚、高级官吏有关的富商大贾。他们用大量的商业资本贿赂官吏，为的就是从官府那里取得包揽某种商品经营的特权，获得垄断性高额利润。战国秦汉时期，商人主要在集市上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这就为主管集市的各级官吏强行索要财物大开了方便之门。其他官吏也有向商人勒索的，如董贤家有宾婚，使人“发取市物”，以至引起“百贾震动。”（《汉书·王嘉传》） 五、 与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贸易
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贸易，也是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一大流向。秦汉以来国家的统一、贯通全国水陆交通网的初步形成、国内商业活动的繁荣等，都促进了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发展，为商业资本的输出开辟了一条通路。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与北方、南方边地的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构成了与周边地区贸易的主体。在北部边境，汉朝与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了贸易关系。西汉初期，迫于匈奴强大的势力，汉朝采取了“和亲”的策略，并开放“关市”，允许两族人民进行贸易。其后，两族之间虽时有战争，但在和平时期，仍能进行一些贸易活动。东汉时期，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西迁，汉朝又同乌桓、鲜卑等采用“互市”形式进行贸易活动。少数民族以马、牛、羊、骆驼、兽皮和本族工艺品等，换取中原地区的食盐、粮食、丝帛等日用品。在南部边境，西汉同南越互设“关市”。汉人把铁制农具、耕畜等卖给以农业为主的南越人。另外，“西南夷”在西汉时也与汉族人民有着较频繁的经济往来。巴蜀商人将蜀布、枸酱、邛竹杖运销西南夷，再由此分别运往南越和印度。
西域也是商业资本输出的一个地区。建元三年（前138年）， 张骞应募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此次出使，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却了解到西域的许多情况，大大开阔了汉人的眼界。自“张骞凿空”之后，东西之间交通频繁。汉派往西域的使者以及打着汉使旗号的商人相望于道，络绎不断，“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史记·大宛列传》）中国的丝织品沿此东西商道大宗运往西方，因有“丝绸之路”之称。公元1世纪，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 通五十余国。他的掾属甘英曾“穷临西海而还。”商业资本已随汉人的足迹远达地中海东岸。
我国较早便开始了海上交通，经战国至秦又有较大的发展。两汉时期，我国主要通过北、南两条海上交通线开展对外贸易。北线主要的贸易对象是高句丽、三韩（马韩、辰韩、并韩）及倭奴国（日本）。此线路途虽近，但贸易的数量有限。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是经由南线完成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合浦郡的合浦县和徐闻县是海上对外贸易的港口，由此出发，经今马来西亚半岛及缅甸，辗转可达印度半岛的东海岸。其所经的地区和国家，“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汉朝的使者和商人把我国大量的丝和丝织品运到这些地区和国家，以购买明珠等奇石异物。因此，此条海路亦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
通过以上对商业资本各种流向的论述，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一）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受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及投资行业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市场范围比较狭小。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至西汉已形成了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山东、江南四大经济区。每一经济区又可划分为若干个小的经济区，如山西经济区就包括了关中、巴蜀、西北边区三个经济区。但由于各个经济区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差异较大，四大经济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概而言之，半农半牧的龙门碣石以北经济区及尚未开发、“火耕水耨”的江南经济区的经济比较落后。除了依托于几个商业都会如番禺等，从事一些地区间贩运商业经营活动以外，商品经济是不发达的。因此，流向这两大经济区的商业资本的数量很少。处于黄河流域、疆域辽阔、经济发达的山东经济区及山西经济区是商业资本流向的主要场所。特别是关中经济区，因其南控巴蜀，西北控陇右戎翟，地理位置优越，又为秦、西汉两代国都的所在地，财力集中，人口稠密，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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