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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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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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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业资本流向的理想区域。故有“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之说。直至东汉，江南经济区虽逐渐得到开发，但并没能改变经济区的这种大的格局，大量的商业资本依然在黄河流域内流转，惟中心都会，由长安移至洛阳而已。如前所述，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内可供商业资本投资的行业本就不多，在封建国家实行盐铁国营、榷酤制度等之后，就更减少了吸纳商业资本的行业。另外，战国秦汉时期，自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统治地位。农民受其自然经济的限制，除盐、铁等不能自产的生活必需品以外，他们同市场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加之又受到各种繁重的剥削，就更减少了他们对商品的购买力。而且东汉基本自给自足庄园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自然经济的比重，减少了社会对商品的需求量。这样，大量的商业资本就被集中在狭小的经济区内，只能在较少的行业中流转，而且社会对商品的整体购买力又不高，由此就造成了局部商业资本的相对过剩和社会上商业资本的绝对过剩。
（二）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对边境和域外流向，受贸易的对象、环境及科技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数量是十分有限的。这个时期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一般是比较落后的。他们几乎没有农业生产，更谈不上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南边的西南夷、南越等，虽有农业生产，但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落后状态，其“不待贾而足”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商业基本上是落后的。而与中国进行海外贸易的日本、朝鲜半岛上的诸国，其情况也大率如此。这些无疑都会极大地限制双方贸易的规模，减少了商业资本输出的数量。另外，商业资本的输出还与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等因素紧密相联。如两汉时期，沿途“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②”（《汉书·西域传》）的恶劣自然条件，就大大增加了商业资本经由西域输出的难度。因此，输出的商业资本数量不仅有限，而且所输出的商品只能是一些单位价值极高的、如丝绸之类的物品。而政治环境的好坏则直接关系到贸易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如经由西域输出的商业资本，由于政治的因素，就往往受到匈奴及西域诸国的遮截。又如中原政权与匈奴关系紧张时，双方的“关市”贸易根本无法进行。即便在较为和平时期能进行贸易活动，汉朝出于对国家利益与安全的考虑，对贸易的物品也多有限制。为防止匈奴从汉朝购得铜铁用于制造兵器，汉朝是禁止铜铁进入“关市”交易的。在同南越进行“关市”贸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史记·南越列传》）为此还引起了南越与汉朝的战争。此外，商业资本的输出还要受到当时科技水平的制约。如海外贸易就受造船技术及船海知识的影响，一般商人多视航海为畏途，这就限制了商业资本海外输出的数量。
（三）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流向，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就商业资本的国内流向来看，其经营的商品“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在满足社会各阶层多种需求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西汉前期，任民冶铸，铁器的商品生产和销售有了很大发展，所谓“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盐铁论·禁耕》）铁制农具较普遍地采用，满足了农民的需求，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西汉前期商业的繁荣，则促进了纺织业、漆器制造业、盐铁业、铸币业等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战国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上。这样，在经济效益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农业生产就越具有为交换而生产的倾向，农产品作为商品进入了流通过程；而且，商业经营活动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促使农业劳动人口向工商业人口的转化。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使了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侵蚀和瓦解。
但是，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流向，受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和外部其它因素的制约，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商业资本的国内流向构成了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的主体。当时，商业资本首先在流通领域内产生并发展起来。本来这些商业资本可以转化为产业资本，用于煮盐、冶铁等大型的“工业”型企业的生产，从而对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能有所裨益。但种种因素，却使之仅在流通领域内流转，或投向土地，或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或窖藏起来，或挥霍浪费，或被封建国家及贪官污吏所剥夺侵吞。加上严苛的商业管理政策、国内频繁的自然灾害，及秦末、西汉末、东汉末三次社会经济的巨大波动等，就更加阻碍了商业资本和生产的联系。现代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战国秦汉时期所萌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即因此而不幸夭折。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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