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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小农家庭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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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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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就夫妻关系而言，由于小家庭中劳力缺乏，妇女劳动也是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夫妻关系较为平等。这具体表现在双方的结合比较自由，离婚再嫁与夫死改嫁也十分普遍。朱买臣妻即因“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其故妻与新夫“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继而买臣为会稽太守，“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⑿。这是典型的婚姻自由。对于寡妇再嫁，法律明文许可，规定“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⒀。陈平妻即是“五嫁夫辄死”的寡妇⒁。这都体现了夫妻关系的平等。
就父子关系而言，在小型家庭结构下，成年诸子往往通过“生分”方式，从父母处分出财产而自立。这样，在未分家之前，父亲手中握有家内的经济全权，是家庭生产生活的组织经营者。但在诸子分家、各自建立小家庭后，由于他们各自独立经营，与父亲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在政治上又分别作为一家之长接受地方政府的管理，因而父子关系相对平等，子对父较少依附性。如时人往往把“好生分”与“薄恩礼”⒂并提。贾谊则更详细地描述了“生分”后的父子关系：“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⒃这实际上是一种平等与独立关系的反映。
就兄弟关系而言，在西汉小型家庭阶段，兄弟婚后普遍地自立门户，有着独立的家庭经济，各自独立地向政府承担经济、政治义务，并且诸兄弟对父母的财产有均等的继承权。如陆贾以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⒄田真兄弟三人分家，不但“田业生资，平均如一”，就连堂前一棵紫荆树也“三人各为一分”⒅。在西汉史籍中，还常见到“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⒆、“兄弟争财”⒇、“昆弟相与讼田”(21)的记载。上述情况实质上都是兄弟关系比较平等、独立的反映。
西汉农民小型家庭之发达，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它方面有着较大的影响。首先，这一阶段的小农家庭以分散个体为特征，具有较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一方面他们要直接以国家政权为依托，是国家的直接隶属者，这十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享有较多的政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参政、议政。许多一般小农甚至进入仕途，平步青云。如公孙弘、匡衡、蔡义、翟方进、朱博等皆达丞相之位，朱买臣、卜式、主父偃、贡禹、扬雄等亦都位至高官。西汉时上至宰相下至乡亭里长有不少选自农民家庭出身者。这种平民参政使西汉政治比较积极向上，富有朝气，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色彩，也为西汉政权赢得了广泛的统治基础。其次，小农家庭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发挥着巨大的生产潜力，创造了繁荣的小农经济，从而为西汉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源，以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2)。最后，由于众多的小农家庭直接接受国家控制，这也为西汉政府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使其军力强盛。汉文帝御匈奴一次动员兵力八万人，武帝绝漠远征出动骑兵十万，步兵运转者数十万人，就足以显示此点。
自西汉末至东汉时代，小农家庭进入了膨胀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代际层数与夫妻对数的增加及家庭人口的上升，同居家庭在诸种家庭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所谓同居家庭是指父母兄弟同居共财家庭，主要包括夫妻与二个以上已婚儿子的同居、兄弟婚后的同居以及与非直系亲属的同居三种类型。同居家庭始于西汉末叶，进入东汉后得以迅速发展。东汉史籍中关于同居家庭的记载俯拾皆是。《潜夫论·考绩》云：“家人有五子十孙，……父子兄弟一门之计。”《后汉书·李充传》云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崔骃传》载崔瑗“家贫，兄弟同居数十年”。《缪肜传》言肜“兄弟四人皆同产业。”《马棱传》记其“与从兄毅共居业”。仇福家更是“累世同居”(23)。地方官吏亦把“分子还养”——促成同居家庭作为一项重要政绩。如何敞为汝南太守时，“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县属，显孝悌义行者，……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还养父母”(24)。许荆治桂阳郡，使“还养者千余人”(25)。景君为北海相，亦使大批的“分子还养”(26)。由“还养父母”可知当时许多小型家庭又重新组合为同居家庭。在同居家庭中，家庭人口往往较多。如东汉十一次全国户口统计，平均每户人口就有九次高于五口。许多郡国的每户平均人口更高于全国的平均数，据永和五年的统计，每户六口以上的郡国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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