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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税考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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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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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至之势也。”〔2 〕两位史家都把税茶说成“至张滂而始行”，是不大妥当的，但他们把税茶分为两个阶段则是可取的。根据他们的提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唐政府正式税茶是在唐德宗建中年间，当时茶与竹木漆同列入课税之中，还不是专为茶而设税的，但不管是同列，还是单列，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首次开征茶税。此次征茶，从历史渊源来说，它是唐政府对地方官府苛捐杂敛的延伸，即征税者由过去的地方官府，而改为中央政府；范围亦由过去的地方征税，而改为全国征税。从实施时间来看，自建中年间开始，至兴元元年（784年）停罢，至多只有四、五年时间。 其间由于爆发“泾原兵变”，当时参加兵变的士兵攻入长安，高呼“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矣”，〔3〕公开反对苛捐杂税。兵变之后， 唐政府为平息民愤，被迫于兴元元年下令：“其（指赵赞）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4 〕故实施时间不长。而贞元九年则是唐政府第二次征收茶税，此次是专门为茶而设税的。以后唐政府不但从未停止过征收茶税，而且征税的原则也有很大的变化。
二、征茶原则的变化
唐政府为什么要征收茶税呢？无论是建中年间的赵赞，还是贞元年间的张滂，他们的解释似乎完全是为百姓着想的。美其名曰：一、“充常平之本”；二、“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事实上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就连封建史家也不会相信。“时军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竟莫得充本储积焉”，“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以钱拯赡”，就是最好的揭露。翻开中唐以后的历史，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兵革连绵不息，沉重的军费支出，统治者的奢侈靡费，庞大的官僚集团供养和贵族的挥霍浪费，已是政府帑藏空虚，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封建政府杀鸡取卵，多方搜刮，这就是当时征茶的原因。《新唐书》卷51《食货志》有段记载，是个很好的说明：
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既然唐王廷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征收茶税的，那么作为一项苛捐杂税，它的征税原则的变化，客观上也就是唐代政治风云的晴雨表了。按照德宗贞元九年税茶的基本原则，在“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设置税场，“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商人在产地纳税后，即可通行全国。按什一税率，当年征茶税，“得钱四十万贯”。但征茶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在以后的发展中是屡屡变化的。总的趋势是税率不断提高，范围逐渐扩大。提高税率的办法，或者是变相多征，诸如穆宗即位之初，即以国用不足为由，对盐、酒、茶等税“每贯除旧垫陌外，量抽五十文”〔5〕的额外加征。虽然时间不长， 但终究是一种加征。或者是赤裸裸的增加税率，较为重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时“两镇用兵，帑藏空虚； 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6〕此次增茶税将过去的每千钱征收百文， 骤然提高到一百五十文，实际增加了百分之五。
第二次在文宗大和九年（835年）。此前唐政府实行茶叶专卖， 时王涯判两使，“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旧有贮积，皆使焚弃”，〔7〕这种破坏生产、垄断产销的恶劣行径， 激起人民的极大愤慨。“甘露之变”王涯被诛后，唐政府根据朝臣令狐楚之请，被迫取消专卖，“复令纳榷加价而已”。〔8〕此次增加， 税率多少，史无明言，但加税却是事实。
第三次加征茶税：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9〕
通过多次提高税率，唐政府的茶税收入明显提高。贞元九年，唐政府第二次征收茶税，当年收入为四十万缗，经过近六十年的搜刮，茶税翻了一番。史书记载：“开成元年（836年）……山泽之利，……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10〕宣宗大中年间（84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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