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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渠言部吏毋嫁聚过令者》文书看汉代社会中的婚俗奢靡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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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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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的谴责而已。并未采取什么实际的措施来“抑奢”，哀帝继位后，也是如此，象“限田”之议，就议而不决，不了了之。
真正能“立制度”以“禁奢靡”的，是平帝继位以后，王莽执政时期。按本传记载，王莽在西汉末年的政绩，颇有远胜其前代统治者之处。当时有人称颂他“增修雅素以命下国，俊俭隆约以矫世俗，割财损家以帅群下，弥躬执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学以隆国化”，其中的“俊俭隆约以矫世俗”应该就是在指他“立制度”，以矫奢靡之俗。王莽也自称其执政后“制礼以治民，作乐以移风”，以致“天下治平，风俗齐同”。他声称的“制礼以治民”，按照《汉书·平帝纪》中的记载，可能就包括：元始三年（公元3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所谓“品”，是指律的细目法规，即具体规定。纵观汉人所抨击的社会风俗中的奢靡现象，主要就是“车服僭上”、“嫁取送死过度”、“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之类的问题。王莽制订关于这些事项的细目规则，大概就有“制节谨度以防奢淫”的目的。在他所奏的“品”中，有“吏民嫁娶”一项。据笔者推测，在王莽执政以前，西汉的国家制度中可能还没有“吏民嫁娶之品”这样的内容。宣帝时没有，这从韩延寿任颍川太守时与当地长老“议定嫁娶丧祭仪品”（注：《汉书》卷七十六《韩延寿传》）一事就可以确知；元、成、哀帝时也没有，不然，王莽也不会将‘制礼以治民”列为自己的德政之一了。所以，“吏民嫁娶之品”确系王莽首创。而且，在短短数年之后，西汉王朝即告灭亡，其间也再无出台此类制度的必要或可能。按此推论下去，我们可以断定，甲渠候文书中引述的“吏三百石，庶民嫁、娶毋过万五千”的法令条款，应当就是平帝元始三年西汉朝廷制定的“吏民嫁娶之品”中的部分内容。
三．从法令规定的吏民嫁娶费用标准看汉代社会中的婚俗奢靡之风
按照“吏民嫁娶之品”中的规定，三百石以下官吏和庶民阶层的嫁娶费用最高不得超过15000钱。该如何看待这个标准呢？
马克思曾经指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注：《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21、122页。）汉代社会，自西汉中期以来，婚俗中奢风盛行，这在当时的文献中即有反映：嫁娶者车骈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僮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富者空减，贫者称贷”（注：《盐铁论》卷五《国疾》第二十八）。甚至由于“聘妻送女无节”，出现了“贫人不及，故不举子”（注：《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的现象。而平帝朝廷制定的“吏民嫁娶之品”，是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在某种意义上，15000钱这个标准，正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在此，笔者试以一个普通庶民家庭的收支状况来略做分析。
李悝对战国时期一个普通自耕农家庭收支状况的描述是：
“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钱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葬，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注：《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可见，当时一个普通农户“治田百亩”的收入，即使在中等年景也是入不敷出，这种状况一直到西汉时也未改变，汉人晁错即有和李悝类似的评论（注：《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不过，李悝在描述中没有提到农户除耕地以外的另一项主要收入——纺织，而农户可能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如饲养家畜、种桑养蚕、酿酒等。自西汉中叶以来，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土地占有数量日渐减少的压力，还迫使农户从耕地外获得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这些情况我们姑且不论，这里只讨论一个传统的庶民家庭的情况：
假定这个家庭为自耕农型，由五口人组成：户主，40岁；户主之妻，36岁；父亲，60岁；母亲，56岁；儿子，20岁。该家庭的财产价值为：一所宅第，3000钱；七十亩耕地，7000钱；一头牛，3000钱；一辆牛车，2000钱；共计15000钱。假设该家庭的收入来源为男耕和女织两项，支出项目为家庭消费（食物和衣服）、赋税（土地税、人头税、财产税等）、社会活动开支（包括宗教祭祀和亲族聚会等）三类。那么，在中等年景下，这个家庭在一岁中的收支状况约为：
收入：10800钱。这包括：①粮食：按亩产粟一石半（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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