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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工商业利润的流动转化及其社会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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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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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皆愕然，不知谁是新妇矣”。[8] 玄宗开元时，“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9] 至于被玄宗称为“天下之富”的富商王元宝则“起高阁，以银镂三棱屏凤代篱落，密置香槽，香自花镂中出，号含薰阁”。[10] 王元宝还“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砆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而且，“好宾客，务于华侈，器玩服用，僭于王公……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暝焚香彻晓”。[11] 与王元宝同时的富商杨崇义，“家富数世，服玩之属，僭于王公”。[12] 到唐后期，富商大贾的经济实力更有所增长，如文宗太和年间，许多商人“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聘以康庄”。[13] 又据《太平广记》卷290《诸葛殷》条，扬州“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诗人白居易也曾写诗描述唐后期作为官府批发商的盐商的奢侈生活，说盐商之妇“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14] 大量商业利润用于生活消费，造成了封建城市经济的虚假繁荣，奢侈至极的糜烂生活使得富商巨贾沦为一股腐朽没落的社会势力。
其二，用于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巨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倖卿”，[15] 积极谋取政治利益。如高宗时的富商邹凤炽“常与朝贵游”。[16] 显庆中，富商彭志筠“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诏受其绢万匹，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17] 中宗景龙中，韦皇后、安乐公主当道，“请谒受赇，虽屠沽藏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18] 以至“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鬻使行巫，或涉膏腴之地”。[19] 到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富商更是广泛交结权贵。如“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入门下”。[20] 又如天宝中，“胡人康谦善贾，资产亿万计，杨国忠为相，授安南都护。（肃宗）至德中，为试鸿胪卿，专知山南东路驿”。[21] 诗人高适曾对开天之际富商交结权贵的情形描述到：“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迈贵，万事胜人健如虎。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22] 肃宗于灵武抢班夺权后，“用云间郑叔清为御史，于江淮间豪族富商率贷及卖官爵，以裨国用”，[23] 规定“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资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资，并量资历好恶，各据本条格例，节级优加拟授”。[24] 此虽为一时之权宜之计，但必有许多富商大贾出资捐官，借机钻进了官僚行列。到代宗永泰年间，商贾官僚化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元结《问进士》言及当时情形云：“今商贾贱类，台隶下品，数月之间，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25] 唐后期，富商大贾们愈加竭力经营官场，他们“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驚。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候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乐，富与王者勍”。[26] 将大量资金用于钱权交易。富商大贾还广泛地与朝中宦官和地方藩镇相勾结。如穆宗长庆二年（822），为按抚军队，诏令神策禁军及各道推荐有功将领，结果大量“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27] 文宗开成四年（839），谏议大夫韦力仁奏曰：“臣伏见军家捉钱，事侵府县，军司与府县，各有区别，今富商大贾，隶军司著一紫衫，府县莫制。”[28] 武宗朝，刘从谏控制昭义镇，“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29] 《新唐书》卷180《李德裕》载：“始，二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资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到唐末懿宗时，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说当时“食禄之家，凡有八入”，其中一入即是“用钱买官”。[30] 典型的事例如见于《太平广记》卷499《郭使君》所记某生之得官，曰：“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更典型的是王宗、王处存父子的发迹。《旧唐书》卷182《王处存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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