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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工商业利润的流动转化及其社会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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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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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载：“王处存……世隶神策军，为京师富族，财产数百万。父宗，自军校累至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宗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仕宦因资而贵，侯服玉食，僮奴万指。”大量商业资本转化为官僚资本，许多商人挤身官僚，亦官亦商，降低了官僚阶层的素质，模糊了社会阶层的界限，增加了商人成份的复杂性。钱权交易则刺激了官僚特权阶层贪欲的恶性发作，加剧了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
其三，用于土地购买，进行土地兼并。与汉代相似，唐代靠工商致富的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寺观地主一道，把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土地兼并在唐初就开始了。如《旧唐书》卷64《李建成传》载建成“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侵夺犬马”。其时的勋贵禇遂良“贱市中书译语人地”。[31] 刺史赵长贵、赵士达则“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32] 。又如太宗贞观初年高士廉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时，益州的情况是，由于“秦时李冰守蜀，导引汶江，创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侧者，顷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33] 唐初诗人王梵志亦以诗描述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形，曰：“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34] 高宗、武后时期，土地兼并全面抬头。如高宗永徽五年，贾敦颐迁任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家，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35] 可见洛州之地的土地兼并已十分严重。武周长安四年（704），司刑正贾敬言揭发“张昌宗强市人田”。[36] 神龙初，李杰“以采访使行山南，时户口逋荡，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杰为设科条区处，检访亡匿，复业者十七八”。[37] 此期，寺观地主也不示弱。武德九年（626）五月，唐高祖在诏书中说僧尼“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38] 狄人杰在一则奏疏之中指出各地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39] 睿宗在一则诏敕中也说“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损百姓”。[40] 到玄宗朝，“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贸易，贫富升降不实”。[41] 土地兼并变着花样进行，“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室，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42] 以致自“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43] 如刑部尚书卢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帝（玄宗）……目为多田翁”。[44] 又如大官僚李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45] 权相李林甫则“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46] 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更趋剧烈。在一则诏制中，代宗称：“宿豪大猾，横恣侵略，致使半价倍称，分田劫假，于是弃田宅，鬻子孙，荡然逋散，转徙就食，行者甚众。”[47] 此期寺观地主也疯狂兼并，“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48] 两税法实行后，土地兼并合法化，更似洪水猛兽。李翱在一道策问中说，两税法确立之后，“及兹三十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49] 皇甫湜的一道制策也说：“周之受田有经制，汉之名田有恒数。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本于交易，焉夺富以卑贫？将欲因循，岂损多而益少？酌于中道，其术如何？”[50] 都指出了土地兼并的严重。兼并者还玩弄花招，转嫁赋役。德宗贞元年间，陆贽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讬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51] 宪宗在一则敕文中指出：“如闻诸道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于当处置（“买”之误）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额两税，不出差科。”[52] 元和制策亦云：“今疆殄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53] 穆宗长庆年间，李翱为庐州刺史，“时州旱遂，疫捕捐系路，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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