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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工商业利润的流动转化及其社会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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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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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籍口四万。权豪贱市田屋，牟厚利，而窭户仍输赋”。[54] 文宗朝，“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使巡覆田税，民苦其扰”。[55] 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56] 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得社会财富占有极端不平衡，广大劳动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其四，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公廨本钱经营作为官营高利贷商业的主要形式已如前述。有唐一代，私营高利贷也十分猖獗，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纷纷经营高利贷以谋暴利，并自玄宗朝趋于剧烈。开元十五年（727），玄宗诏称：“应天下诸州县官，寄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十六年（728）又诏：“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57] 天宝九载（750）十二月，玄宗又敕：“郡县官寮，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58] 足见开天时期高利贷活动的疯狂。德宗建中二年（781），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上疏指出：“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伤人破产，积于府县。”[59] 贞元初年，东都留守、都防御使杜亚“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60] 贞元中，苏州海盐县“有戴文者，家富性贫，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有邻人与之交利，剥刻至多”。[61] 武宗在一则赦诏中指出：“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62] 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内富饶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债，损陷百姓。”[63] 这些都说明了高利贷的盛行。这一史实还为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几十件唐代借贷契券、帐历所同样证实，其详参见陈国灿先生《唐代的民间借贷——吐鲁番敦煌等地所出唐代借贷契券初探》一文。[64] 另外，居留唐境内的许多外商也经营高利贷行业。如德宗贞元三年（787）七月，一次就检括出在京师长安“买田宅，举质取利”的外商四千余人。[65] 高利贷作为吸血资本，它的猖獗进一步加剧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
其五，用于贮藏囤积，乘时射利。唐代官僚富商往往积存钱帛，将大量财富贮藏起来。如齐州经商致富的刘十郎“数年之内，其息百倍，家累千金”。[66] 又如洛阳王清致富后，“遂甃钱成龙形，号王清本”。[67] 高宗时，长安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又曾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68] 记事虽有浮夸之嫌，但积绢之多令人惊奇。玄宗先天元年（712）九月，谏议大夫杨虚受在上疏中指出当时“商贾积滞，富家藏镪，兼并之家，岁增储蓄”。[69] 权臣杨国忠“既居要地，中外饷遗辐凑，积绢至三千万匹”。[70] 顺宗时，长安“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钱千万，商旅多宾之”。[71] 宪宗元和时“钱多留城中，逐时收贮，积藏私室，无复通流”。[72] 其中藩镇贮钱尤多，“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如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73] 文宗时郑注败亡，“既籍没其家财，得绢一百万匹，他货称是”。[74] 唐后期大盐商龚播“经营贩鬻，动获厚利，不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75] 唐昭宗时，京师巨商王酒胡先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又纳钱十万贯助修安国寺，可见其积钱之多。官僚富商积钱之甚还可从有关禁止蓄钱的诏敕中得到证明。如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敕令：“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雍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个月。若一家内别有宅舍店铺等，所贮钱并须计用在此数。其兄弟本来异居曾经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满后有违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戚属中使，亦具名衔闻奏。其賸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分充赏钱，止于五千贯。此外察获，及有人论告，亦重科处分，并量给告者。”[76] 后来，文宗太和四年（830）十一月再颁禁蓄钱令，重申宪宗诏敕精神，但实际成效均不佳。大量货币被作为财富囤积起来而退出流通，丧失了促进生产的社会效益和疏通货物流通的经济职能，成为造成唐代货币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并进而促成了唐后期严重的钱重物轻，妨碍了商品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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