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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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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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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买婢市券》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证实了敦煌郡和西州市场内口马行的存在以及市券制度的严格执行。高宗时还强化提升京畿地区口马行的管理力度和市司级别，将安善坊和大业坊的一半设立为中市暑，专门负责京畿地区奴婢及牲畜交易的管理，到武周末年停罢，恢复东西两市中的口马行。口马行的普遍和中市暑的设置，突出反映了唐代畜牧业的商品性生产和畜产品的商品化情形。
唐代广大农村的家庭畜牧副业所在皆有，鸡鸭牛羊猪狗无所不养。畜牧业的发展保障了畜产品的充足供应，高宗时 “天下以一缣易一马”，[24]（卷50《兵志》，P1337）马的价格极为便宜，明显供大于求。玄宗时实行鼓励民间养马的政策，王公贵族们的养马业尤其发达，许多人强借国家山林作为牧地，竟发展到“置牧者惟指山谷，不限多少”[2](卷33《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P365)的程度，以致“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别号为印自别”。[24](卷50《兵志》，P1338)如此众多的牲畜自然不会全数用于自用自食，出售营利势所必然。唐代也存在个体畜牧业者，《太平广记》卷243《裴明礼》条引《御史台记》载唐前期长安金光门外，有“诸牧羊者”，有一定的人数。唐政府是马匹的最大买主，既同回纥大量互市和进行绢马贸易，也在国内和市。史载“德宗建中元年，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又载宪宗“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绢二万市马河曲”。[24](卷50《兵志》，P1339)唐代有了长途运销牲畜的商人，表明牲畜生意利润丰厚。吐鲁番阿斯塔那221号墓所出《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载米巡职将“羊拾伍口”，前往“西州市易”。《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者，以贩羊为业。唐贞元初，西行抵邠宁，回易其羊……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杂为群，回归洛阳”，也是长距离贩羊。《太平广记》卷439《李校尉》条引《法苑珠林》载“唐龙朔元年，怀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怀州卖。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钱买，将至怀州，卖与屠家，得六百钱”，是长距离贩猪，也说明怀州有了专门的屠宰户，而屠宰户买猪就是为了宰杀卖肉以赚钱。
唐代肉类消费很多，崔融《禁屠议》说，“江南诸州，乃以鱼为命；河西诸国，以肉为斋”。[2](卷219，P2215)市场中也有出售畜肉产品的肉行、肉肆等，以羊肉消量最大。《剧谈录》卷上载长安东市有“肉行”，北方的幽州也有“屠行”、“肉行”[12]，可见城市中的屠宰买肉经营形成了行业组织。唐代像怀州“屠家”一样从事屠宰生意的人数较多，多有世代承业的专业户。《太平广记》卷132《屠人》条引《广古今五行记》载“唐总章、咸亨中，京师有屠人，积代相传为也”；卷192《墨君和》条引《刘氏耳目记》载真定人墨君和“世代寒贱，以屠宰为业”；卷439《安甲》条引《玉堂闲话》载“邠州有民姓安者，世为屠业”。这些世家屠宰专业户以杀牲买肉为生，商品性经营毫无疑问。
2、用材林的栽植和木材的商品化 前已述及，唐代均田令规定永业田内要种植一定数目的用材林和经济林，是有着一定的商品性生产成分的。唐代从事林业商品性生产的也有实例，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就靠种植林木起家。史载武士彟“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5](卷137《武士彟》条引《太原事迹》)《太平广记》卷243《窦乂》条引《干●子》载长安商人窦乂颇有货殖之才，靠种植榆树，通过出卖树苗、树枝、木材起家致富。其中一次得柴薪百余束，“每束鬻值十余钱”，又一次得二百余束，“鬻利数倍矣”，后来一次得屋椽千余，“鬻之，得三四万钱”，又出卖榆材中车轮者，“又得百余千”，也是一个成功范例。郑炳林先生使用敦煌文书，发现“唐五代敦煌地区的种植林业主要分布在甘泉河（今党河）灌溉区域各村庄，以私人家庭园囿种植林业为主，寺院佛窟附近僧众种植林为之次。当地用材主要依靠这些种植林业提供，种植的树木主要是榆、杨、柳等用材林和桑、杏、李子、梨等经济林”；“造寺木料来自于郎君庄、王僧政庄……这些村庄的树木是人工种植林，属私人财产，寺院使用时，须做价购买”；购买木材“一般靠用麦、粟、布做价购买”，[34]是明显的林业商品性生产。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是薪炭的小商品生产。多数贫苦人民从事天然林的采伐出卖，史载“终南山下人，每至冬中，于山北采木”，[2](卷985《对采木判》判题，P10188)自用之外出售以贴补家用。
唐代扬州是著名的木材集散地，豫章和信州也是著名的木材市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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