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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时间:2009-7-24 13:52:58  来源:不详
公路《北户录》载南海诸郡擅养鱼苗,“鬻于市者,号为鱼种”。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云“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15](卷439,P4877)刘禹锡《武陵书怀》说朗州“户算资渔猎”,[15](卷362,P4087)反映出唐政府已经对渔户收税,渔业之利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垂涎。

唐代鱼商很活跃,人数很多。代宗时阎伯屿任袁州刺史,“专以惠化招抚,逃亡皆复,邻境慕德,襁负而来。数年之间,渔商阗凑,州境大理”[36](卷9《惠化》)。《太平广记》卷118《熊慎》条引《报应录》载,“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贩鱼为业,曾载渔宿于江浒”;卷470《刘成》条引《宣室志》载,“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常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高宗永徽时,沧州刺史薛大鼎组织开挖境内无棣河以通海运,百姓歌颂道:“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10](卷49《食货志下》,P2113)晚唐诗人皮日休说:“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2](卷797皮日休《汴河铭》,P8363)通畅的水运为鱼商们提供了兴贩逐利的便利条件。

4、编织业等副业方面 唐代草编、竹编、柳编等家庭副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商品性生产。苏州的白角簟、草履、草席,常州的龙凤席,沧州的柳箱、苇簟和蕲、饶、澧诸州的竹簟等等不仅是贡品,也是市场上负有盛名的商品。其中苏州白角簟制作精美,堪与镜湖鲛绡媲美。鲍溶《采葛行》诗云:“镜湖女儿嫁鲛人,鲛绡逼肖也不分,吴中角簟泛清水,摇曳胜被三素云,自兹夏荐无人惜,那敢更争龙手迹,蛮女将来海市头,卖与岭南穷估客。”[15](卷487,P5538)天宝初,鉴真和尚筹办东渡日本所需物资,就包括“白藤簟十六领,五色藤簟六领”[37],说明席簟产品很有市场。也有出卖草鞋、丝鞋的情形,杜荀鹤《送人宰吴县》云:“草履随船卖,绫梭隔水鸣”[15](卷691,P7942)。《太平广记》卷243窦乂条引《干●子》载安州出产丝履,窦乂伯父曾买得十多双分赠甥侄,后来窦乂又一次购买“内乡新麻鞋数百辆”。

唐代长江流域盛产蒲草,人们多采之编织船帆。苏州一带且已开始人工种植蒲草,陆龟蒙《种蒲》诗:“杜若溪边手自移,旋抽烟剑碧参差,何时织得孤帆去,悬向秋风访所思”[15](卷629,P7220)。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众多船商所用蒲帆不可能由自己编制,应由大量购买而得,反映出蒲帆编制的商品性经营。

四、一点分析和评价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在广义农业的许多方面均有所表现,不仅表现在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和大量销售以及磨粉、酿酒、榨油等农产品技术加工业方面,而且表现在茶叶、甘蔗、桑、麻、棉花、蔬菜、水果、花卉、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及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等方面。虽然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商品性发展水平和商品化转化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共同反映了唐代社会经济的一些新的态势和动向,所显示出来的经济意义及其广泛影响无疑是值得重视的。比较而言,唐中期以后南方茶叶的商品性生产地域广,产量大,程度高,形成了大面积的专业化产茶区和众多名茶产区,代表了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唐代粮食长途贩运繁忙,南粮北运规模浩大,打破了先前“千里不贩籴”的状况,同时粮食市场庞大,销售旺盛,则突出代表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广泛性。学界研究表明,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一定影响——推动了社会经济区域性专业分工的扩大、交通运输业的繁忙、餐饮旅店业的发展和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促成了草市、墟市等地方性初级市场的产生成长,增强了南方扬州、杭州、苏州、常州、荆州、湖州、饶州、蕲州、衡州、益州等大城市的经济地位和经济职能,并以这些城市的综合市场和集散市场为中心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网络和连接各地的经济体系,整体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显著发展。到唐后期,江南的草市、墟市发展更快,有一些因地位逐渐重要而上升为县治。到宋代,江南草市、墟市进一步发展,除上升为县治和军镇者外,多数发展为经济型市镇,引起了市场结构、城市布局结构和城市经济职能的进一步变化,紧连州县城郭的草市则发展为商业区,与旧城连为一体,并导致了坊市制的破除,[38](P13)打破了中唐以前城市官市对商品交易的垄断局面,市场机制有了发挥作用的更加自由和宽阔的舞台,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需要强调的是两税法实行之后,赋税征钱,广大两税户的许多农产品以及生活必需品被迫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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