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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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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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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至西晋统一，在占田令中对品官荫客作了明确规定。东晋时又规定，“客皆注家籍”Qo。这样，佃客与封建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大大加强，这些“注家籍”的佃客、部曲等成为封建大地产的主要劳动者。以此徐扬杰认为：“庄园主胁迫小农为庄客，主要是就近胁迫那些失去土地的同姓小农为庄客。……这些族众、庄客虽然还是以自己的小家庭为单位经营从庄园主那里领耕的一小块土地，但都已脱离了国家的户籍，而上于族长的户籍，变成了庄园主(即族长)私有人口，所以称私附、徒附、荫户。既然庄客(即族众)将自己的户口附注在庄园主的户籍中，那么一个庄园有多少庄客及其家属，族长一户就有多少人口，所以这时就出现了许多‘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户。这些大户，实际上就是一个庄园，一个家族”⑾。但上述20例，并无一例指明“庄客”即“族众”。秦汉魏晋南北朝，小农的土地为地主兼并后依附地主，成为失去人身自由的依附农民的情况确实很常见。不过，这些小农失去的土地并不一定都为本族地主所兼并，这些小农也不一定都依附于本族地主。更多的情况是乡里小姓和同宗大姓中的破产农民向乡里大姓地主依附。这样，依附者既有同姓小农，也有异姓佃客。因法律规定佃客应加注主人的“家籍”，因之出现了“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现象。但这并不等于说，拥有大地产的大户就是一个“家族”，这些依附农民就是“族众”。再说，如果“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庄园”，那就意味着一个家族中只能有一家拥有大地产，其他人都是庄客、佃户，这也显然不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占有情况，与徐扬杰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家族制度的主要特征”为“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提法更是格格不入。
再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者也并非都是世家大族，也有很多是庶族地主，如第13例沈庆之、第15例朱异、第20例颜师伯等即是。未见于史载的占有较大田产的庶族地主应该更多。
还有学者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记载的生产生活状况说成是地主庄园的基本状况”，这也与客观实际不符。“四民”者也，就是士、农、工、商。因当时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所以《四民月令》说的主要就是农村地区每月应做的事。《四民月令》载：“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十月……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举之”；“十二月，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以笃恩纪””等，说的也只是乡里宗族间的存问救恤等聚族活动，看不出这些活动与“地主庄园”有什么关系。有能力从事这些宗族救助活动的多是豪强大族．但豪强大族却并不一定是所谓的“庄园主”，更无根据说他们就是“族长”。
总之，所谓的“地主庄园”只是一般的封建大地产，不可能成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态结构的重要特点。“庄园与家族二位一体”的看法并无事实根据。笔者以为，封建大地产确实能够为宗族一些人进行聚族活动提供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利于宗族组织的形成，但不是宗族组织存在的决定因素。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世家大族还是庶族地主都只见个别人的聚族活动，如提携族人、赈赡族中贫乏等。整个宗族的有组织的聚族活动，除修谱外尚不多见，其原因或即在于还未形成宗族共有的族产。
注释：①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230--232页。②最早提出我国也有庄园的是日本学者中田薰，他在《日本庄园的系统》一文中提出：唐代的庄园是“在唐代的均田法逐渐崩溃，随着土地兼并的结果，大地主到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土地制度”(载《国家学会杂志》第20卷1号，1906年)。加藤繁在《唐代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东洋学报》第7卷3号，1917年)和《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村落而发展的情况》(《狩野教授还历纪念中国学论丛》，1928年)文章中将我国庄园的出现追溯到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后来中国学者尚越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又提出：“庄园制的土地占有形态萌芽于东汉，而在东晋、南北朝逐渐形成。……中唐以后，均田制彻底破坏，庄园组织日益扩展；庄园制便成为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地主经济的主要形态”。“庄园制在北宋比
起唐代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已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形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6—151页)。随之引发了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是否有“均田制”的争论。持反对态度的学者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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