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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汉唐间的租佃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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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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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有人惊呼：“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竟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者忧”⑩。所谓“国弊家丰”，指的是权豪们控制的劳动力，已经超过了封建政府控制的编户。虽有夸张，十分严重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前述“为田客”已表明他们的求生之道，《通典·食货·丁中》的叙述更具体：“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坠繁，奸伪尤兹。高颖睹流冗为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疆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杜佑特意给浮客加了一个注：“谓避公税依豪强作佃家者也；”也就是说，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租佃农民。
① 《宋书》卷42《王弘传》。② 《梁书》卷2《武帝纪》。③ 《晋书》卷93<外戚·王恂传》。④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⑤ 《通典》卷3《食货·乡党》。⑥ 《魏书》卷53《李冲传》。⑦ 《南齐书》卷14《州郡志》。⑧ 《梁书》卷38《贺琛传》。⑨ 《南史》卷5《废帝东昏侯纪》。⑩ 《晋书》卷88《孝友·颜含传》。
《隋书·食货志》载，隋初大索貌阅后，“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此举并没有将隐匿人户全部清理出来，只是在推行输籍法后，才达到“奸无所容”的地步。汪篯先生统计，隋统一全国后，实际应有六百万户左右，其中二百万户是大索貌阅和输籍法清查出来的①。那么在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户是租佃农民。北魏末年，宋世良在河北“所括得丁倍于本帐”，孝庄帝嘉勉说若官吏都能这样，“便是更出一天下也”②。按孝庄帝的口吻，北中国租佃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竟占二分之一左右了。在南方，人户的隐匿既然已达“国弊家丰”的地步，租佃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应与北方相差无几。
① 《汪篯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② 《北齐书》卷46《循吏·宋世良传》。
面对依附民合法化及其“皆无课役”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为了确保奴役和剥削对象，封建政府除千方百计控制编户外，进而模仿地主控制依附民的模式，控制了一批官府依附民，数量较大的有屯田客或屯田民、士家和吏户。他们的户籍不与编户混杂，往往有自成体系的管理系统。封建政府控制官府依附民的途径，便是借助大量无主荒地，强制他们租佃，将他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就使本时期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特别发达。
屯田客是本时期最早出现的一批官府依附民。鉴于魏吴两国都把屯田当作“定国之术”，因此都有大规模的民屯，屯田客数量至巨。西晋泰康年间户口激增，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屯田客转化为编户。这也说明他们是以家或户为生产单位的，是个体生产者。史籍中往往用“佃”字来说明他们和封建政府的关系。曹魏屯田初始，模仿西汉西北民屯，采用的是定额租，实施不久，改为分成租，剥削量是用官牛者官六民四，用私牛者，与宫中分。估计吴国采用的也是分成制。曹魏末年废除民屯，并不意味着民屯的中止，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民屯时断时续，其间以北魏规模为大。均田制实施同时，特意抽调州郡民户的十分之一从事民屯，采纳的是定额租，每年纳租六十斛，为均田农民田租户调的9倍左右。
士家是封建政府控制的数量颇大的又一批官府依附民。士家制度的和士家屯田休戚相关。曹魏时期，有关士家屯田的组织、剥削方式和剥削率，和民屯一样。如果说曹魏军屯分边防屯垦和士家屯田两种的话，吴国却只有士家屯田一种。魏末废止民屯，军屯却保持着，且全部转向士家屯田。这一制度对两晋南北朝影响至巨。东晋南朝虽有募兵的集兵方式，十六国北朝则时有部落兵制，但都受士家制度的影响和制约，由此使本时期的士兵及其家属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阶层，府兵制之能与均田制相结合，这应是其渊源之一。
自三国开始，吏户也是数量颇大的官府依附民。蜀汉亡时，有吏四万，吴国亡时，有吏三万二千，都是单独开列的。相当于这两国兵员的14％到40％。魏国有多少，史文不明。北魏司州征发的吏役，相当于民户的十二分之一，其他各州可能少一点，但也与均田制实施后民屯的数量相差无几了。有时他们与兵很难区别，往往吏士并称。《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记载，吏不但给政府部门和各级官吏奔走驱使，还得缴纳“限米”和“米限”，非常重；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大量租佃简牍，把农民缴纳的地租叫“常限”；《宋书·徐豁传》把大田武吏缴纳的地租叫“课限”，“限”应是南方租佃制中的术语，含义为佃种土地应缴纳的地租。这说明吴国的吏户是国有土地上的佃种者。东晋初年的史料展示，吏户是官吏职田和禄田的强制租佃者。《徐豁传》说大田武吏每年必须缴纳60斛米，半丁也得缴纳30斛，是定额租，极重。北朝吏的情况不如南方明显，但各级官吏的鱼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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