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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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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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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1)。战国啬夫，是基层政务的主要承担者，负责赋税征收、户口审核、监督生产、主持奖惩等事务。啬夫多选拔于民间，因而较多地与农事管理相关。云梦秦简中提到“啬夫”100多次，其中涉及农事者有田啬夫、食啬夫、库啬夫、苑啬夫、厩啬夫、皂啬夫、漆园啬夫等。从云梦秦简看，“啬夫”之优秀者或可为县、道长吏。《南郡守腾文书》曰：“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即为有别于乡啬夫的“县啬夫”、“大啬夫”。《管子·君臣上》充分肯定“啬夫”之官在中央集权统治下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认为在基层的啬夫把事情做好了，“则人君之事究矣”。汉代有朱邑、第五伦、爰延、郑产等，皆曾担任过乡啬夫之职。他们平徭赋、理怨结，廉平不苛，仁化大行，所部吏民爱敬焉。一般老百姓，“但闻啬夫，不知郡县”[4]（《爰延传》）。
在世袭制背景下，士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官位等级是父子相继，固定世袭。其贤能不肖，带有很大的或然性。与官僚制度相适应，战国秦汉时代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官吏选举、考课制度。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凡贵族封君子孙已传三代以上者收回爵禄，疏远公族，撤其族籍；裁减“不急之官”，供养“选练之士”，“令贵人征实广虚之地”。这具有明显的限制世卿世禄特权，奖励耕战之士的倾向。申不害在韩实行改革，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5]（《定法》）。申不害为相期间，“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商鞅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他奖励耕战，凡积极垦辟田地、从事农业生产者，可“粟爵粟任”，得到官爵。同时废除世卿世禄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6]（《商君列传》），建立了以军功定尊卑爵位的等级制，培植了一批新兴地主阶级官吏。商鞅“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建立直属于国君的基层行政组织，破坏了分封采邑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客观上有利于新兴官僚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秦汉时期推荐、征辟、考试制度交互使用，同时又有严格的选举法令约束，选拔了不少人才。秦汉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这一时期人才辈出有着密切的关系。与选举制度紧密联系的是官吏考课制度。战国时代，齐、魏、秦推行上计制，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云梦秦简中较多地保留了有关农业的上计内容。如《田律》规定，官吏在下雨之后要向上级报告雨量多少和“所利顷数”；遇到干旱、暴风雨、水潦、螽等灾害，也要限期报告。《仓律》规定：谷物、刍稿入仓，要立即记入簿籍并上报内史。并且要把地方官吏巡行郡县、劝课农桑、赈救乏绝、户口垦田、钱谷山入、盗贼多少等，作为考课的重要内容。根据考课结果，“殿”者处罚，“最”者奖励；有劳者升迁，不备者废免。秦统一后，虽属郡县小吏也要进行考课。此种考核制至汉而渐趋完备。中央主管上计机关为丞相、御史二府，丞相负责岁课殿最、御史大夫按察真伪，相辅为用。郡国守相上承中央考课，下则考课其属县。
在世官制向官僚制的过渡阶段，战国秦汉时尚存在葆子、任子制度。即“子弟以父兄任为郎”，或“大臣任举其子弟为官”，高级官吏可以由此使其子弟为官。任子制“不以德选”，由父兄荫庇而得官，弊端甚多。但对于某些艺能、方技官职，任子制则有利于技能、经验的沿袭与传承。实行官僚制度，促进了中国官制由“硬化”向“动态”的转变，意义重大。但是过于频繁的官吏更替，也易于造成社会与经济的动荡。故多有政治家主张官吏久任制，如《汉书·循吏传序》云：“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东汉朱浮亦云：“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接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4]（《朱浮传》）而官吏久任，则可使吏称其职，人安其业，无苟且之意，有利于社会稳定。故两汉间颇多官吏久任之记载，时谓“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6]（《平准书》）。葆子、任子、久任制，可看作是在世卿世禄制和官僚制之间的某种调整与变通。适当保持基层农官的稳定与连续性，对于农业发展而言应是利多而弊微。
二 国家重农体制的形成与完善
战国、秦、汉时代，农本观念逐步确立。国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措施以确保农业发展，各级官吏以农政为首务，形成举国重农之势。国家重农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是战国、秦、汉农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战国诸雄强弱胜负形势演变涉及诸多因素，但重农战者兴、图变法者强则为其基本要素。
秦统一，将重农作为基本国策布行天下。诸颂德刻辞中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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