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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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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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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航运工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适应中央集权政治需要，汉武帝元封年间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初置部刺史”。刺史以六条问事，其中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二千石侵渔百姓、聚敛为奸等为重点监察内容。
战国、秦、汉郡县制逐渐发展完善，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地方行政组织。郡之称，“以所得戎翟地远，使人守之，为戎翟民君长，故名曰郡”[11]（襄公四年），郡守县有比较浓郁的军事长官色彩。虽然如此，李悝为上地守、李冰为蜀守、内史腾为南郡守皆以重农事、兴水利而闻名。秦统一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郡数增加。秦郡设置，除政治、军事目的之外，“在富庶地区设郡则是为了加强对经济地区的管理”[12](P107)，四十六郡分别成为不同的经济中心。当时中原一带及巴、蜀地区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农业富庶区，秦郡设置最为密集。齐、薛、琅邪、邯郸、河东诸郡因为富庶的缘故，分别设置东海、济北、胶东、恒山、河内数郡。郡守上则执行朝廷命令，下则监领所属各县。举凡政治、经济乃至民情、风俗皆在管辖范围，然富民兴农始终是郡守最基本职责之一。云梦秦简《南郡守腾文书》谓郡书“修法律令、田令”，表明直接过问农业生产。《后汉书·百官志》将劝农赈贫、兴利除害、户口垦田、钱谷出入、招抚荒散、蠲复徭役等作为考课郡守政绩的重要内容。论及郡守作用，汉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战国、秦、汉、县、乡诸基层行政单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管理，其作用可归纳为：组织生产、管理户籍、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等。战国秦汉设县基本上以所辖民户为准，“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7]（《百官公卿表》）。户口多少关乎赋税收入、徭役征调，这是设县的基础与前提。战国、秦、汉推行县制并且成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客观上有利于摧毁残存的地方特权和割据势力，破坏了贵族领主经济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促进了新兴地主经济的巩固与发展。商鞅变法，在“集小乡邑聚为县”之同时，“为田开阡陌封疆”，将基层政权建设与土地制度改革配套进行，有力地保障了变法令的实施。秦汉时期又实行徙民设县办法，有效地调整了战国以来的人口布局，削弱了六国豪富的政治经济实力，推动了先进生产关系的地域性拓展，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农牧业开发。县令、长乃基层亲民之官，是国家重农政策的执行、落实者。东汉明帝曾谓群臣曰，县令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4]（《明帝纪》）。《史记》、《汉书》、《后汉书》皆设《循吏传》、《酷吏传》，入传人物多为秦汉郡、县守令。他们或秦职循理、法情咸顺；或据法守正、摧折豪强，均为当时比较知名的郡、县守令。郡县守、令良吏较多时期，也是秦、汉国家治理的较好时期。文景时有“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7]（《循吏传》）；宣帝时，“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7]（《循吏传》）；东汉光武时期，“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最章章者也；又第五伦、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称谈”[7]（《循吏传》）。历史上所谓“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这些尽职尽守的地方官员。重视农业、致力于农业生产发展，是郡县良吏的共同特征之一，在农田水利建设，铁器牛耕推广，边疆地域开发诸方面皆可见其政绩。农田水利方面可以称道者，战国时代有蜀守李冰，邺令西门豹、史起。李冰主持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我国古代无坝引水工程的典型范例，驰名中外。其兼具灌溉、防洪、运输综合功能，成都平原缘此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世号陆海天府。引漳溉邺，“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13]。使自古以来的盐碱地成为膏腴亩钟之田，对魏在战国初期之富强起了重大作用。西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14]（《蜀志》）。汉武帝元鼎六年，左内史儿宽主持凿六辅渠，灌溉面积扩大到郑国渠附近的高仰之地，并“定水令，以广溉田”。其首次制定灌溉用水制度，促进合理用水。西汉昭帝时，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主持兴建的农田水利工程多至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7]（《召信臣传》）。东汉建武中，杜诗为南阳太守，复修召信臣故业，“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号”[4]（《杜诗传》），史有“召父”、“杜母”之誉。和南阳相邻的汝南郡，亦以郡守重视而成为农田水利发达地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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