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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江下游大地产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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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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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苏州人陆希声在阳羡颐山别墅，"养竹箭以为器用，养百果以充口腹，养白药以蠲札瘥"[41] 。前述丁翰之的钱塘别业，顾况、许浑的茅山别业皆是。中唐以后，本区的田庄、别墅大量出现在山谷中，说明丘陵山地的土地开发有了较大发展。总之，长江下游地区的田庄是一种消费与生产相结合的地产形式，其中生产型的庄占有了相当的比例。
其五，寺观田庄的发展引人注目。在唐代，寺观所拥有的田产，通常称为"常住田"。杭州余杭县上清观"田亩沃壤，常住丰实"，衢州东华观"物产殷赡，财用丰美"[42] 。这里的"物产殷赡"，当包括田产在内。上表列有本区有常住田产的寺观田庄共13处。其实本区的寺观田庄远非这13处，史载"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多滞积贮"，可知本区寺观普遍皆置有田产。长江下游区的寺观田产主要来自如下两个方面：
（1）来自政府和施主的舍田。贞观九年（634年），唐太宗"敕润州于旧山（茅山）造观一所，赐田，度道士七十人"[43] 。明州鄮县阿育王寺，南朝刘宋时在寺东15里处置有常住庄田，为宋文帝亲赐，陈隋之季废。唐中宗时亲降玺书，割湖东十顷膏腴之地重置常住田庄。大历元年，湖州大姓张宗达为苏州法华道场"置庄二所，世田为义"。建中初，九华山释地藏整修化城寺，池州刺史张严"仰师高风，施舍甚厚"，旁邑豪右及富商大族"一瞻一礼，必献桑土"[44] 。穆宗长庆四年，李德裕为润州上元开善寺"置膏腴之田，以供香火之用"。常州善权寺，"寺前良田极多"，会昌毁佛中寺废，寺庄田产为人所购。懿宗时户部侍郎李蠙"自出俸钱，依元（原）买价收赎"。"其连寺田产收赎之后，并却舍人入寺家，永充供养。"
（2）寺观购置的田产。在唐代，寺院一般都拥有"常住什物"、"常住金"等固定资产。寺院既有资产，就可以利用资金通过购买方式获取土地。肃宗至德元年，扬州六合县灵居寺贤禅师"积衣钵余，崇常住业，置鸡笼墅、肥地庄，山原连延，亘数十顷"。代宗永泰初，僧道标为杭州天竺寺"置田亩，岁收万斛"。穆宗长庆二年，杭州兴龙寺僧南操"请灵隐寺僧道峰，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又于众中募财，置良田十顷，岁取其利。"[45] 可见寺院积财购置的田产也不少。 三、大地产的经营方式
在唐代，特别是中唐后，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产的经营方式主要是租佃经营。租佃制虽然从秦汉时起就业已存在，但是一直到唐代中叶前，它都没有得到普遍发展。汉代豪强地主的田庄"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六朝时士族地主田庄别墅中的主要生产者是"注于家籍"的部曲、佃客、僮仆、奴婢，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强。从北魏到隋唐的五朝均田制，本质上就是一个占田限额、抑制兼并，稳定小农地产的土地制度，均田制下的农民实际上就是封建国家的依附民。唐前期租佃制虽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劳动者的主体仍是自耕农，小农地产在当时的土地所有制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租佃制成为一种普遍的剥削形态，在封建生产方式中占居主导地位则是在中唐以后。这与当时均田制的瓦解、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两税法的推行密切相关。大土地所有制在整个土地所有制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是租佃经济主导地位确立的前提和基础。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均田制的瓦解，地主大土地所有制急剧膨胀。建中两税法放弃了土地买卖的限制，敞开了土地兼并的大门，造成了地权的高度集中。土地集中的过程，也就是小农土地被兼并、被掠夺的过程。中唐后长江下游地区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庐江剧部，号为难理，强家占田，而窭人无告"[46] 。庐州营田吏施汴"尝恃势夺民田数十顷，其主退为其耕夫，不能自理"[47] 。拥有数十顷土地的地主尚且被兼并，退为耕夫，一般自耕小农的情况便可想而知。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入地主的田庄，成为他们的契约佃农。因此在建中以后，随着地主大土地私有制优势地位的确立，大量的自耕农转化为契约佃农，本区的地主田庄大多采用了租佃经营方式进行管理。据《甫里先生文集》卷16《甫里先生传》载："先生嗜茶荈，置园于顾渚山下（自注：山在吴兴郡岁贡茶之所），岁入租十许薄，为瓯檥之实。"据此可知，陆龟蒙在湖州的别业已采取了租佃经营。陆氏在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有耕夫百余指"，这些耕夫当为契约佃农无疑。本区还有一部分地主官僚的田庄任用家仆管理。陶岘"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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