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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民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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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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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已占主导地位，其身份为依附民(5）。在东汉这种依附民的身份地位虽然不同于奴隶，但也不同于自耕农。不过他们虽有保卫主人的义务，但并不是兵士，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生产活动。
明白了上述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对汉代屯田的全面、正确认识。
二、徙民实边与民屯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徙民实边的活动实际上只限于文帝、武帝时期，共计五次，即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元狩二年(前121年)二次、元鼎六年(前111年)。对这五次徙民实边是否和屯田有关，中外学者颇有分歧：李祖德、高敏、目人清水泰次等认为二者可以说是合而为一的。具体而言之，高敏先生认为徙民实边有军屯与民屯之分；李祖德先生及日本学者清水泰次认为徙民实边就是与军屯相对的民屯（6）。不过上述学者的观点都只是在有关文章中表述出来，没有展开论述，因此，亟予补证。针对上述观点，刘光华先生在其所著《汉代西北屯田研究》一书、柳春藩先生在其《西汉徙民实边屯田说质疑》（7）一文中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徙民实边只是在边疆地区推广、完善郡、县、乡、里组织，它与屯田没有联系。
据《汉书》卷7《昭帝纪》注引应邵日：“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表明至少在武帝时期的徙民实边就是在边疆实行屯田。以此言之，否定徙民实边与屯田有联系的观点，在史料上无法解释清楚。不仅如此，刘、柳二先生之说，还存在着从方法到立论上的不科学性；在对具体史实的诠释上，也出现了误解。
首先，从研究方法而盲，刘、柳二位先生都是依据魏晋民屯的特点和标准来衡量两汉的情况．这显然不太科学。如刘先生在概括民屯的特点时说：“为了找出民屯的特点，在这里我们将从曹魏民屯人手，然后再以此标准作逆向考察”；（8）面柳先生仅是根据高敏先生在研究魏晋屯田中得出魏晋民屯的特点来作汉代标准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刘先生提出这样一个反逆的假设：“如果‘徙民实边’是屯田制度中的民屯的话，则我国古代大规模的徙民实边不始于西汉，而是始于秦王朝，则秦王朝时就有屯田。”（9）如此假设，未免过于滑稽。
其次，由于在确定民屯标准问题上存在一系列缺陷，所以在对具体史实的分析上，刘、柳二位先生或存在着片面性，或出现了误解。
为了便于展开论述，兹将史籍的中所载徙民实边的史实照录如下：
1、《汉书·晁错传》转错云：“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先为室居，且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来。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文帝接受了错的建议，乃“募民徙塞下”。这是史载汉代徙民实边的开始，时间为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
2、武帝元朔二年春，“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汉书·武帝纪》)
3、“其明年(元狩二年)……乃募徙贫民于关以西，乃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汉书·食货志》)。
4、“其后(元狩二年)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王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汉书·西域传》)。
5、“(元鼎六年秋)又遣浮沮将军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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