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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 的重新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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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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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金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两京市互市、和市、宫市交易之事，百官、军镇、蕃客之赐，及给宫人、王妃、官奴婢衣服。”据此，“宫市”事务似最早应由金部主持，但他书记载金部郎中职掌均不见有“宫市”一职。[9]是否是将“官市”误传抄为“宫市”？没有其它佐证，无法判定。亦可能修史者以为金部掌管库藏出纳，“宫市”自然归其所掌？只能存疑。
综上，开元年间，为内廷供应所需直接到（主要是京城）市场采购任务，由京兆府（可能由长安尉主知）负责，但其时是否已称之为“宫市”，除《广异记》外，并无其他佐证；天宝时，杨国忠以使职掌领“宫市”，但其中原委仍需澄清；代宗时，“宫市”已引起民怨，“宫市”使职应已转至宦官掌领，但何人主知，所领何职，惜史无明文；德宗贞元时，已有明确记载“宫中有要市外物”不再循府县供送旧制，而以宦官为使，称“宫市”，因为害甚剧，成为受到朝野抨击最为猛烈的弊政之一。
外臣如何主持“宫市”，又如何转到宦官手中，以及“宫市”的出现与内廷供应体制变化的关系，其中仍有未明之处若干。
[1]《顺宗实录》，《丛书集成初编》第383册，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5页。
[2]《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6页上。
[3]《元白诗笺证稿·卖炭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1、248页。
[4]《太平广记》卷331“薛矜”条引，第7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2627页，。
[5]龚昭民《唐代的“宫市”》，《中学历史教学》1987年第1期；张艳云《唐代“宫市”考》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元峻《宫市的另一种含义——读两唐书偶记》，《平准学刊》4（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岳纯之《唐代宫市略说》，《文献》1992年第1期；李东《唐代“宫市”之补正》，《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等，都据《广异记》这条材料而主张“开元说”。
[6]《文苑英华》第5册，中华书局，1966年，第3838-3839页。
[7]《太平广记》卷331“薛矜”条引，第7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2627页。
[8]王应麟《玉海》卷57《艺文》载：“唐顾况有戴氏广异记序戴孚二十卷”（第2册，台北：大化书局合璧本，第1142页）。戴孚于至德初（至德共二年，756-757年）登第初入仕，57岁死于饶州录事参军任上。
[9]《新唐书》卷46《百官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旧唐书》、《唐六典》、《通典》等书都没有金部掌“宫市”的记载。
二 杨国忠领使“宫市”始末
“宫市”有使，始于杨国忠，但外臣执掌内廷采购事宜，并非始自“宫市使”设置之时。
唐前期，内廷所需基本是供送制。供送物品的来源，一是诸司供给，由司农寺、少府寺、太府寺、太仆寺、将作监等负责；二是诸方贡献，有来自地方诸州，有来自戚属百官；还有一部分是自供。[1]殿中省负责御物的管理支配。[2]一部分供送内中物品需在京城就地采办，采办有两种方式：一是临时所需，即时采买；[3]二是配户和市，由京兆府属官主知。[4]《广异记》所云长安尉主知“宫市”，与裴耀卿废配户和市旧法，两者时间一为开元初，一为开元中，前后相继，但是否有直接关系却不甚明了。[5]
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6]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政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财政体制的变革，财政系统的使职化，内财政内廷市场采购份额逐渐加大，原有供送系统在人员和经费已不能满足宫内的即时需要[7]，城市商品经济日趋活跃，这正是“宫市”置使、权限扩增、人选趋重的主要原因。
不经由寺监或府县供送系统，而由内廷委派专人负责到京城市场采购，始自杨国忠，但初领使职，并非称“宫市使”。
据前引洪氏《容斋续笔》载，天宝时，杨国忠以宰相领“宫市”使，是为“宫市”之始，后人似未提出异议。但该书前已罗列杨国忠拜相前职衔，任御史大夫时已领“宫市”，而后语“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徳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显然与史实并不相符，知洪氏考证仍未详尽。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载：“上春秋髙，意有所爱恶，国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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