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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 的重新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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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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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956年。
[9]《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四载”末条。
[10]《唐会要》卷59“出纳使”，第10册，第1024页。《册府元龟》卷483《总序》载，开元二十六年，以“侍御史杨慎矜充太府出纳使”；天宝四载，又“以殿中侍御史杨钊充司农出纳钱物使”（第6册，第5769页）。《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十一月”条载，李林甫引（杨国忠）为援，擢为御史，作者显然推定杨国忠任职御史应在天宝六载。同书卷216“天宝七载六月”条，杨国忠已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岁中又加领15使，当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注云：“杨国忠兼侍御史，在六载、七载之间”），大约在天宝六载十一月以后，七载六月以前。但其他书记载有出入，现综合各书考察。
[11]《唐会要》卷59“铸钱使”条，第10册，第1022页。
[12]《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四载冬十月”条。
[13]《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十一月”条载“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于长安。以杨钊有掖庭之亲，出入禁闼所言多听，乃引以为御史。”
[14]《唐会要》卷59“出纳使”，第10册，第1024页。
[15]《资治通鉴》卷216“天宝七载六月”条。
[16]《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17]《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八载二月”注。
[18]当时王鉷和杨国忠并掌财政，杨国忠“以椒房之亲出入中禁”，所以，内廷及府藏出纳（包括“内中市买”）王鉷并未染指，二者的冲突势不可免。杨国忠在王鉷失宠到贬死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关于内、外财政系统及变化，请参见注①所列诸文和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卷第一分册第四章“理财的内诸司”。
[20]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卷，第1064页。
[21]《资治通鉴》卷228“德宗建中四年十月丁未”条“琼林、大盈二库”注：“玄宗时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征剥财货，毎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则玄宗时已有大盈库。陆贽谏帝曰：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聚敛之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国贡献，所合区分。赋税当委于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置是二库，荡心侈欲，萌祸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冦。则库始于玄宗明矣。宋白曰：大盈库，内库也，以中人主之。至徳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库，天子以出纳为便，故不复出。”大盈库主要收纳钱帛丝布，琼林库主要收纳金银珠宝及器皿。关于库藏内容，详见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第139页，三秦出版社，1990年；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陕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但玄宗时，琼林、大盈二库具体由谁主知，不详。
[22]《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
[23]即吴丽娱所指的“皇帝私人”性质，参见《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4]《新唐书》卷207《宦者上》载：“当是时，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愼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虽以才宠进，然皆厚结力士，故能踵至将相。自余承风附会不可计，皆得所欲。”厚结宦官，加上后宫内助，杨国忠自然比其他人更有优势。
三 宦官掌领“宫市”始末
《南部新书》乙云：“开元天宝间有内三司，置于禁中，内职有权要者掌之，天下财谷著之簿间，毫发无隐。”[1]是时是否已设内三司，尚未见到其他史料佐证，但内库规模扩大，内财政系统逐渐形成，宦官逐渐控制内财政权已是趋势所然。
安史之乱是促成“宫市”由外臣转移到宦官手中的关键事件。
第五琦是内库财政权由外官转到内臣手中的第二位关键人物。
自肃宗起，宦官已经控制了内廷，外吏逐渐不能“与闻禁中事”，又没有再出现杨国忠这样具有“椒房之亲”身份的外官，内廷供购也就成为外吏不能与闻的“禁中事”之一了。
如以《南部新书》为据，则代宗时宦官已领“宫市”；如以《资治通鉴》为据，德宗贞元中，宦官始领“宫市使”；如以《顺宗实录》为据，德宗贞元末，才由宦官领“宫市使”。今人讨论“宫市”问题，未见提出异议。[2]追踪史料，内中仍有蹊跷。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载：“初，国家旧制，天下财赋皆纳扵左蔵库，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辖，无失遗。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给为便，故不复出。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蔵，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嬴缩，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书，领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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