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 的重新审视 |
 |
时间：2009-7-24 13:53:11 来源：不详
|
|
|
>开元、天宝时，重要财政使职仍由权臣掌领，但宦官已分割了部分财权，主要是在逐渐形成的内财政系统伸展势力，如加置的皇帝私库大盈、琼林二库使就是由宦官领掌[21]。当时内外财政系统处于胶着状态，很多职任尚无明显区分，内财政使往往是通过对原有职任系统的渗透进而才取而代之。王鉷死后，内外财权都统于杨国忠手中，可为内库财政权由外官手中过渡到内廷的关键。
杨国忠与李林甫和王鉷不完全相同，他“以椒房之亲，出入中禁”[22]，有诸杨为其邀宠，自己又表现不俗，最终得到宠幸，虽是以外官系列升迁，但玄宗实际视其为内臣。[23]杨国忠虽然与王鉷并掌财政，但两人所领使范围是有区别的，杨国忠所领诸使职，多为内财政系列，以掌管内库出纳为主。自玄宗朝起，凡外臣掌领财政使，下场无一好结果，如王鉷、第五琦、元载、刘晏、杨炎等。而杨国忠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在与王鉷争权夺利过程中的先天优势，[24]也使内库出纳和内廷采买在内财政使系统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合一。
“内中市买使”抑或此后的“宫市使”都是直接为内廷所设使。因此，杨国忠是在财政收入由外库向内库转移、内库财政权由外官转到内臣手中的第一位关键人物。
杨国忠以使职身兼内廷出纳采购之任，很显然，这不仅仅是个别人选上的变化，恰恰是因为内廷供送发生了变化，主知京城两市采购已不再由属于京都府县系统的长安尉等负责，而是转由使职主知。内廷采购选任杨国忠主知，具有个人因素和体制变化的双重意义。
[1] 自供方式、自供物品来源及主要种类没有明确记载，也未见专门研究。但自供物品更有可能直接采自市场，日用食品、杂品应该居多。后文所举公主“进食”时有意制造出的炫耀、渲染的场面，可想见，所进之食应在选料、烹饪上都有可值得炫耀、渲染之资本，必定不同于统一供御。自供在整个供御中的比重随着内廷供应与市场联系的加强而逐渐增加。
[2]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分册第2章“供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详细记述了供御的基本机构、办事人员、物品来源途径和经费来源等，兹不赘述。
[3]《唐会要》卷66《少府监》载：“景龙二年（708）四月十四日，勅：少府季别先出钱二千贯，别库贮，每别勅索物，库内无者，即令市进，皆须对主付值，不得且令供物，于后还钱。其钱兼以绢布丝绵充数。”（《丛书集成》第11册，第115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李锦绣定名为“别敕索物和市钱”，见《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分册第2章“供御”，第1151页。
[4]《旧唐书》卷98《裴耀卿传》：“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戸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在职二年，寛猛得中，及去官，县人甚思咏之。”在长安行配户和市之法，多是供应内廷或京城官署所需。按户配，是官物供给体制下所采取的强制性手段，被配之户，多集中在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人户，以两市人户为主（包括两市周边同类人户），被迫储备官府所规定的物资，以充和市。《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载：“玄宗开元十六（728）年勅，曰：年支和市合出有处，官既酬钱，无要率戸。如闻州县不配有家，率戸散科，费损尤甚。设今给假，亦虑隠藏。宜令所司，更申明格勅，应欲反配，须审料度所有和市各就出处。”（《册府元龟》第6册，中华书局， 1960年影印本，第5785页）
[5]据《旧唐书》卷105《王鉷传》，唐玄宗天宝二年（743），王鉷充任京和市和籴使，则户部财权已经逐渐转由使职统掌。但王鉷充任的使职与内廷供购系统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据《新唐书·食货志》，配户和市仍未禁绝。
[6]《旧唐书》卷184《宦官传》载：“神龙中，宦官三千余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然衣朱紫者尚寡。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这样算来，内廷仅宦官、宫女已近五万人，长安至少四万人，其他相关人员尚未计在内。
[7]随着使职的普遍设置，不少在京官吏都被奏充使下判官，如裴宽，开元九年时任长安尉，宇文融为侍御史括天下田户使，奏差其为“江南东道勾当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旧唐书》卷100《李朝隐传》），原有内廷供送环节上的长安尉主知“宫市”一环，裴宽恐怕根本无法顾及，而这并非是个别现象。
[8]《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元年三月”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