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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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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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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终军传》。）王吉写道：“《春秋》所以大一同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费也”，而“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的结果是“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寝薄”。（注：《汉书·王吉传》。）平帝时，王莽为粉饰太平，编造“天下风俗齐同”谎言（注：《汉书·王莽传上》。），也反映风俗“齐同”观的影响。
其五，风俗并非凝固不变，良好的风俗要依靠社会上层尤其是君主或圣人的努力来建立。是为风俗观中的圣人施教说。这个思想贯穿两汉。如《淮南子·泰族训》说：“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变习易俗。”匡衡提出改革风俗的方案是社会上层以身作则：“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与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相反，如果“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因此，上层的行为是“风俗之枢机”，风俗是否能向理想的方向发展，“审所上而已”。（注：《汉书·匡衡传》。）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也认为：风俗“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将改变风俗的力量完全系于个人，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从中也能窥见风俗与政治的密切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政治和法律对改变风俗的作用也引起人们思考。《淮南子》表达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ｆàｎ＠④论训》承认法律对风俗的制约作用：“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主术训》却持“刑罚不足以移风”的否定性意见。《淮南子》成于多人之手，因此这些相反的看法应是当时不同意见的记录。这两种意见此后都得到呼应。《潜夫论·三式》则强调法律控制不良风俗的巨大意义：“夫积怠之俗，赏不隆则善不劝，罚不重则恶不惩。故凡欲变风改俗者，其行赏罚者也，必使足惊心破胆，民乃易视。”另一方面，也有人将属于道德范畴的“礼义”视为移风易俗的不二法门，生活在西汉中后期的王吉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之一。他指出：“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相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寝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注：《汉书·王吉传》。）
这五个方面的思想萌芽在春秋以来的百家争鸣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风俗观念正是在秦汉时期才得到全面展开。就思想史自身逻辑脉络而言，一方面这些观念略显零乱，另一方面仍显示出明显的思维同一性，即风俗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方面的关系贯穿着上述这些观点，这既是秦汉风俗观的中轴，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风俗观的一条基本脉络。观念的历史是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在人们所目及的秦汉风俗形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风俗与风俗观之间的密切关联。
二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秦汉时期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秦王朝对全国的统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表明一个新时期的来临，则是从汉代开始的。许多后代出现的现象，在汉代已经显示出其具有必然意义的强大生命力。在政治上，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建立，与此相配套的各种制度趋于成熟；在经济上，私有化的土地所有制基本定型，产业的构成及其分布格局更为明晰并形成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管理和经营方式；在思想文化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被适应王朝统治的思想统一模式所取代。这三个为人们所熟知的方面都奠定了此后一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基础和规模。在风俗习尚方面，这个时代同样有着承先启后的意义，只是由于自身特点，风俗演变的时间轨迹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并不完全重合。
以王朝为标尺，秦汉可以被看作一个时间段落，但从风俗流变看，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期当属一个时代，而西汉后期和东汉则更具内在一致性：前者更多的保留了大一统前的风俗习尚，同时也在继承过程中注入改造；后者则在继承改造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与大一统政治形态和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习俗。住宅、服饰、信仰、出行、游艺、丧葬、儿童教育、社会风尚和人际交往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转变，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后代。礼仪是一种精致化的风俗，它的变化展现出同样的轨迹。《周礼》、《仪礼》和《礼记》是否为周代礼制，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尽管“三礼”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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