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 |
 |
时间：2009-7-24 13:53:15 来源：不详
|
|
|
期的转型意义。
孟德斯鸠曾对法律、风俗和礼仪作了如下区分：“法律和风俗有一个区别，就是法律主要规定‘公民’的行为，风俗主要规定‘人’的行为。风俗和礼仪有一个区别，就是风俗主要是关系内心的动作，礼仪主要关系外表的动作。”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则把法律、风俗和礼仪混淆在一起，风俗代表法律，礼仪代表风俗。（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12页。）虽然孟德斯鸠所说的“中国”主要是指清王朝，但他提出的中国古代风俗、法律和礼仪具有同构型的看法则值得探讨。本文涉及的历史时段也遭遇类似问题。首先应该看到，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相同，秦汉王朝的礼仪并未游离于风俗之外，它不仅具有“外表的动作”，也显示了时代的价值观念。因此二者原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指称。而秦汉王朝的法律与风俗之间却存在本质区别，法律的强制和风俗的制约也有着可以分辨的界限，尽管在有的情况下与风俗有关的习惯法使得这条界限有时显得模糊，也就是说，法律和风俗一般不具有相互等同意义。不过，秦汉风俗和法律仍然是沟通的而非隔绝的。如前所述，肯定法律对风俗控制作用是秦汉风俗观的一个内容。观念总是现实社会的产物，我们在秦汉历史上可以发现，不仅法律参与对风俗的控制，如“循吏”利用法律权威移风易俗；风俗同样也影响着法律的实行，如法律禁止生活中“逾制”行为的失效。在个别地区，风俗甚至可以转化为法律。东汉章帝朝山阳太守秦彭“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即是典型例证（注：《后汉书·循吏列传·秦彭》。），尽管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风俗是一种软性秩序，法律是一种硬性秩序，二者虽非同一种事物，却是往来频繁的联姻者。以主流风俗观念为主要代表的意识形态和法律与风俗之间的同构不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却在这个历史时代得到全面认定，并获得空前加强。统一的国家机器以行政力量干预风俗走向，力图使之符合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藉此得到有效保障。这种情态不仅对秦汉王朝风俗和法律的内容和形式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是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中风俗与政治关系的基本模式。 三
无疑，风俗的形成是一个有意义同时也是颇具难度的话题。本文作者有限的知识范围对此无法提出有深度的意见。但我们还是愿意就秦汉风俗的发生和发展背景进行扼要归纳。
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是风俗形成的基础。前述秦汉时期的区域风俗差异都与各自的自然和经济环境息息相关。如“多林木”与草原交错的地理环境，商业活动的缺乏，导致陇西居民“以射猎为先”、重“车马田狩之事”，并进而造成这里人口的勇敢善战和质朴豪爽的性格（注：《汉书·地理志下》。）。北方边地种、代民风悍勇，不事农商，也与“地边胡，数被寇”（注：《汉书·地理志下》。）的环境有着直接关系。巴蜀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俗不愁苦”，当地居民自然容易养成“轻易淫ｙì＠⑩，柔弱褊＠(11)”的习性。（注：《汉书·地理志下》。）相反，在“险恶山居”的韩地（注：《史记·张仪列传》。），吝啬节俭风气成为对恶劣生存环境的响应。商业都城浓厚的商业气氛对这里居民的性格也起着直接的模铸作用。长安和周围诸陵以及洛阳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风俗是人文的重要内容，人口因素是摇动风俗的一个杠杆。在人口密度较大地区，人口压力总是通过不同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如鲁地“虽颇有桑麻之业”，但因地狭人众，且“亡林泽之饶”，当地居民形成“俭啬爱财”的风俗；同样的“地薄人众”，在赵和中山地区则成为男性不断从事“椎剽掘冢”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注：《汉书·地理志下》。）移民对区域风俗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影响程度大体与移民人口数量呈正比关系。长安及周围诸陵一带，除汉初迁徙齐、楚旧贵族外，朝廷又多次将二千石官吏、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迁往这里。新人口自身的两个显著特点成为移风易俗的动力。首先，他们有着较高的经济水平，长安及周围地区的消费状况因而得以迅速提高：“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注：《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中华书局影印本。）。其次，移民来自不同的地方，阶层不同，价值观念各异，原有较为单纯的风俗格局因而受到很大冲击，并重组为“五方杂厝，风俗不纯”新的复杂格局：“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注：《汉书·地理志下》。）长安式的个例并非惟一。在西北边区，武威、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