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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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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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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法律手段和道德教诲强制半强制地谫除与政治控制相矛盾的风俗；强制半强制地助长与政治控制相适应的风俗。其大要是以重农、稳定、等级和血缘为旨归。正如《吕氏春秋·上农》所说：“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09年）会稽刻石云：“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人乐同则，嘉保太平。”（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其实，对风俗意义的这种战略性思考在此前更早时候已成为秦的治国方针，如睡虎地秦简所说的“父兹（慈）子孝，政之本＠(12)（也）”。（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汉王朝继承并在实践中发展了秦的这一统治理念，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汉代“循吏”治民方略中，重农抑商和移风易俗是互为表里的重要内容。两汉的“循吏”或以行政手段，或以道德示范，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辖区风俗。如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在商业气息浓厚的齐地倡导农业，不仅“吏民皆富实”，而且“狱讼止息”。（注：《汉书·循吏传·龚遂》。）汝南太守何敞“在职以宽和为政”，“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归养其父母，追行丧服，推财相让者二百许人”。（注：《后汉书·何敞列传》。）山阳太守秦彭“以礼训人，不任刑罚”，为郡中百姓设立符合伦理纲常的诫条，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社会风气。（注：《后汉书·循吏列传·秦彭》。）这些都是个人有意识改变风俗并发生作用的例证。此外，上层人物的一些无意识行为也能影响风俗的走向。西汉淮南地区百姓重女轻男，《汉书·地理志》下将这个现象归为“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尽管这可能并非唯一的原因，但统治者的举措对这种风气至少产生了诱发作用。东汉后期，孙寿的服饰、发式和化妆原本只是她个人的喜好，但很快就对京城洛阳妇女产生导向。（注：《后汉书·梁统列传附玄孙冀》。）事业上的成功者或德范楷模也可能引起某个地区或群体风俗上的变化。如西汉前期鲁人曹邴氏经商有方，“富至百万”，其家乡许多人以他为榜样，“去文学而趋利”。（注：《史记·货殖列传》。）而东汉后期文人中“林宗巾”的风靡，则显示名士郭太（林宗）个人魅力的影响。（注：《后汉书·郭太列传》。）因此，就秦汉历史而言，否定个人或上层社会对风俗影响的意见是没有说服力的。
不过，夸大某个强力人物或强势集团对风俗的改变作用同样不足取，普通民众也绝非简单接受改造的愚氓。一方面，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日常生活发生重要变化的过程中，民众与上层集团一同参与了风俗的改变。另一方面，民众也以自己的主体性响应上层引导。《后汉书·循吏列传·卫飒》载，桂阳郡因“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东汉初年太守卫飒“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ｊī＠(13)年间，邦俗从化”。但同传《许荆》却说，和帝时，桂阳仍然“风俗脆薄，不识学义”，太守许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此时上距东汉初年已近百年，可见卫飒治郡“邦俗从化”是言过其实之辞。尤其是当具有深刻社会背景的风俗如潮袭来时，个人逆流而动的努力只能是吹弹可破的泡沫。《汉书·食货志》下记载武帝朝宰相公孙弘为改变奢侈风尚“布被，食不重味，为下先”，但“无益于俗，稍务于功利矣”的故事，正是汉代历史上出现过的许多类似泡沫中的一个。
总之，作为文化现象的风俗自身是复杂的，风俗形成的背景和变化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习俗是社会的产物，也必定依社会的特性而定型，依社会的运动而运动，依社会的演进而变化。自然环境、经济、政治、传统、社会心理、人口和上层社会等一系列因素，从不同方面为秦汉风俗习尚的形成和改变提供了基础和驱动力。如果说这里有唯一性的解释，那么这个“唯一”就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形成和改变秦汉风俗历史的合力同样也不是诸种因素的简单相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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