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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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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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掖、酒泉、敦煌四郡，原为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统治地，武帝设置四郡后，迁入大量内地人口。“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注：《汉书·地理志下》。）颍川、南阳地区风气原本朴实忠厚，但自秦灭韩后，“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这里的社会风俗出现了急剧变化，“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注：《史记·货殖列传》。）；有“难治”之名（注：《汉书·韩延寿传》。）。即使一个小区域出现大量移民，也可能因此形成与周边迥异的风俗孤岛。司马迁观察并记录的位于邹、鲁的薛地（今山东滕县南）民风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由于战国后期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因此“闾里率多暴桀子弟”，形成与邹、鲁大相径庭的风气。（注：《史记·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
历史传承是决定风俗走向的一个普遍因素，传承的必要条件乃是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稳定不变，秦汉风俗也遵循这个规律。在生产和生活方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某一地区风俗大体是前代风俗的延续，即使出现某些改变，也只是缓慢和些微的。其中有典型意义的地区是秦地和梁、宋地区。司马迁指出，秦地居民重农风气继承了“公刘适豳，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的传统，“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梁、宋地区质朴的民风也是前代遗风的延续。（注：《史记·货殖列传》。）这两个地区民风能够长期延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自地区稳固的农业文化。
秦汉风俗习尚的形成和改变与包括情感、情趣、信仰在内的精神因素有着密切关系。以居住风俗为例，秦汉人对宅门的高度重视，既出于安全的需要，也缘于对宅门的许多俗信；东汉时护卫楼阁和上层居室中兵兰的普遍出现，是战乱后防卫心理增强的结果。此外，宴饮活动的盛行、男性和女性的修容方式及其变化、上层社会乘坐马车向乘坐牛车的转变、妇女改嫁得到广泛认同、沐浴禁忌、厚葬的流行、斗兽的风靡等许多社会风尚，都可从心理层面上寻得合理解释。
某些社会上层人士或统治集团是否对风俗产生影响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是一个有争议的论题。孟德斯鸠写道：“风俗和礼仪不是立法者所建立的东西，因为他们不能建立，也是不愿建立的”（注：孟德斯鸠著、张偃深译：《论法的精神》，第312页。）。20世纪初，美国学者萨姆纳肯定了上层社会对风俗习尚的导向作用，在他看来，“控制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活动和生活策略”的统治阶级“领导着高雅、文明和生活艺术的新潮流。他们引入了变异”，而普通百姓是因循守旧的，“过着完全自发的生活，就像动物一样”。（注：萨姆纳(W.G.Sumner)：《民俗》，转自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第192页。）稍晚一些时候的德国学者埃里亚斯的看法则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他认为风俗习尚的改变不是由个别人或个别团体通过目标明确的教育理智地加以实现；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习尚的传布方式是从少数上层传布到广大阶层。（注：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著、袁志英译：《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1、270页。）这里例举的三位学者或是思想家，或是社会学家和风俗史家，尽管他们都有各自的知识背景，所处时代也不相同，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论述的意图具有共性，即都试图证明各自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类似的看法也存在于国内学界。
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个人或群体是否能有意识地改造风俗；其二，改造的效果如何。如前所述，秦汉王朝主流风俗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赋予风俗高度的政治功能，这个理论必然逻辑地导出统治集团必须依照为自己所肯定的模式改造或引导风俗。秦汉王朝的历史逻辑吻合了理论的逻辑。在风俗面前，统治群体不是被动适应者，而是主动改造者。风俗本身的“厚”与“薄”和控制风俗的方式一直是他们关注的内容。司马迁曾开列出整合风俗的五种方式：“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注：《史记·货殖列传》。）盐铁会议上文学也提到用“导”治理风俗：“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注：《盐铁论·本议》。）不过就实践而言，秦汉统治者对风俗的态度通常不是“因之”或“利导之”，而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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