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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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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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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种简3正贰）。东海神甚至如世间无赖一样在葛陂神家中淫其夫人（注：《后汉书·方术列传下·费长房》）。更重要的是，秦汉人对神灵的信从带有强烈的讨好付出——索取回报的实用主义色彩，无论是出于对神祉的敬重抑或恐惧。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没有后者就绝不会有前者的产生。正如《汉书·郊祀志上》所强调的对神“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灾祸不至，所求不匮”。
诚然，说秦汉人的精神世界完全世俗化有简单片面之嫌。他们对生命意义发出的询问，至今仍能撄动人心。短暂的人生为他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层忧郁的影痕。这种情绪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中有着极为细腻的表达：“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宵会》）。野郊的坟茔、四季的更替都能使汉代人产生具有本体意味的恐惧感：“去者日以ｓｈū＠⑨，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ｓｈū＠⑨》）；“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迟”（《东城高且长》）。然而，人们同样可以在《古诗十九首》中清楚地看到，对生命短暂的悲凉并没有驱使汉代人将生命之舟从“此岸”驶向“彼岸”，相反却让自己在“此岸”中更刻意地经营：“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生年不满百》）；“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及时行乐尽情享受被视作善待人生的即使不是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归途，经过震撼的精神家园在世俗网络的操作下回归平静。总之，在今生与来世、此岸与彼岸、肉体与心灵的对话中，是前者溶解了后者而不是相反。
尽管秦汉时期的主流意识强调风俗的等齐划一，尽管王朝风俗拥有大量的一致性内容。但完全等齐划一显然只是一种理想，而风俗内容上的一致性也蕴含在相对之中。这里不仅有时间的变化，也有空间的差异。《史记·货殖列传》从物产、经济、民风三个方面对西汉前期的区域分布进行了系统说明，其中的部分内容与风俗有关。据司马迁描述，当时有关中、三河（河东、河内、河南郡）、北方沿边地区、齐、邹与鲁、梁与宋、颍川与南阳、楚8个大的风俗区域。从司马迁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西汉前期区域风俗的地理格局显然与春秋战国时期诸国位置有着直接联系，其风俗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春秋战国民风的延续。西汉后期扬雄《方言》记录的地方方言大体有秦（包括秦豳、秦之西鄙、自关而西秦汉之间、秦旧都等）、陇（包括西陇、凉州西南等）、晋（包括晋、东晋秦晋、晋之北鄙、河汾之间等）、蜀、燕、代（包括燕、燕之外鄙朝鲜洌水之间、北燕朝鲜之间、北燕、北燕之外郊、燕代、燕赵等）、赵、韩、齐、鲁、周、郑（包括周魏、周魏齐宋楚、周魏之间、周洛韩魏间、周洛韩郑汝颍、周郑之间等）、宋卫、陈、梁、吴、西楚、南楚、瓯、东瓯、瓯越、西瓯等，此外还有相邻地区的交叉方言。可见，作为风俗组成部分的方言，也具有相似的地域布局。这些都显示出风俗流变过程中的历史传承。
不过，由于司马迁视野的局限，他的记录并不完善。譬如，巴蜀地区的民风在他的笔下没有得到反映，将天水等地风尚等同关中地区也不够准确。另一方面，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注：《汉书·地理志》下。），原有的区域风尚也出现了缓慢的改变。汉成帝时，朱赣对各地风土人情重新进行描述，原文虽已不可见，但主要内容却保留在《汉书·地理志》下中。其中的风俗区域与司马迁所述有同有异，既补充了司马迁的缺漏，也显示区域风俗的某些时间性变化。
区域风俗差异不仅展示了秦汉王朝丰富的风俗景观，同时也提出了若干有意义的问题。例如，是什么原因使秦汉风俗统一和多元态势成为可能？多元与统一是否就是秦文化与楚文化之间的简单对立和融合？这种态势是一种偶然的历史情状还是具有必然性走向？这一进程所呈现的普适性因素和特殊因素是什么？统一与多元之间有着什么联系？风俗领域的统一与多元与政治上的大一统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更为细致的讨论。我们在这里试图强调的是，秦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传统的广泛内容，为既定的风俗空间走向提供了适宜环境。秦汉以后，尽管一些区域的风俗内容发生了变化，尽管存在风俗中心区域向边缘区域的浸润，但由于同样因素，这种统一和多元的风俗构成却一直延续至今，并由此显示出这个历史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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