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 |
 |
时间：2009-7-24 13:53:15 来源：不详
|
|
|
成书较晚，但其主干部分应大致反映了周代礼仪特点（注：沈倬文和杨向奎先生曾将先秦史迹与《仪礼》互证，证明《仪礼》所述许多礼仪在当时确实存在，《仪礼》的诸多内容并非汉儒向壁虚构。参见沈倬文：《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15、16辑；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下卷《周公对于礼的加工与改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即等级上尊卑有序、血缘上亲疏有别和程序上的细致繁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原有统治秩序的解体，周的礼仪制度也彻底瓦解，“礼崩乐坏”就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概括。根据现有史料，秦王朝的礼仪制度与周礼有很大差异。西汉建立不久即致力于重建礼仪，但一直到西汉中期，礼仪制度仍较为粗疏。礼仪制度的严密化和规整化的趋势，则始于西汉后期而完成于东汉王朝。汉代礼仪的两大支柱是尊卑有序、亲疏有别，因此在本质上可以视为对周礼的继承。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日常生活内容的改变，也使得汉代礼仪与周礼出现了一些重要差异。譬如，与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礼仪强化了对皇帝至高尊严的维护。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密，导致社会分层的扩大，在一个群体较多的社会中，繁密的礼仪不仅无助于交往，反而成为交往的包袱。因而，汉代礼仪的繁密程度明显不及周代礼仪。这些方面同样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后代。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时期的风俗既是旧时代的结束，也是新时代的肇始。
秦汉风俗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表现在动态演进中，在风俗的世俗化气质、多元的区域构成以及法律与风俗的关系等方面，也显示出秦汉风俗所具有的深刻历史影响。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相似，秦汉风俗具有强烈的世俗化色彩。求富趋利始终是这个时期人们的普遍心态。《吕氏春秋·节丧》“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⑤肝以求之”的描述和《史记·货殖列传》引述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谚语，形象地展示出这一时代风貌。目睹社会现实的司马迁把求“福”规定为“人之性情”，是天下所有人“俱欲”的目标。（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东汉人王符将理想化的“君子”定位为“非为嘉馔、美服、淫乐、声色也，乃将以底其道，而适其德也”（注：《潜夫论·＠⑥学》。《潜夫论》版本据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79年版。）；杨秉以“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而自负（注：《后汉书·杨震列传附子秉》。中华书局点校本。），恰证明追逐“嘉馔、美服、淫乐、声色”和“惑”于酒、色、财者的众多。长寿、多子、安逸舒适、仕途显赫等也是人们祈盼的生活内容。不仅如此，社会交往也成为实用化的工具。由于“与富贵交者，上有称举之用，下有货财之益。与贫贱交者，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接之损”以及“欲相护论议”，因此“富贵虽新，其势日亲；贫贱虽旧，其势日疏”的现象广泛存在。（注：《潜夫论·交际》。）王充鄙夷为“俗性”（注：《论衡·自纪篇》。）。汉代文学作品中则有“世薄多苏秦”的愤然（注：《太平御览》四0六引《古歌辞》。）。
世俗生活是风俗的催化剂。对财富积累和享乐的无休止追逐，不仅极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也引发价值观念的改变。秦汉风俗第一次重大变化出现在社会经济得到恢复的文帝统治时期。贾谊十分敏锐地观察到在享乐观念驱使下世风改易：“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仪，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ｄｕō＠⑦寝户之ｌｉáｎ＠⑧，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矮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甚者也”（注：《汉书·贾谊传》。）。“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注：《新书·时变》。抱经堂本。）以后，类似的景象总是伴随类似的社会背景不断出现，呈现出周期性的跃动节奏。
秦汉时期宗教信仰同样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特点。当时的神灵具有不少世俗人性，例如他们喜欢吃喝，有的贪色，并非都是道德楷模。按照睡虎地秦简《日书》的说法，群神只有在世人祭祀过程中受飨后，才能“盈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