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湖南水利工程相对于江西而言比较集中。《新唐书·地理志》只记载朗州武陵郡的武陵县有若干水利工程：“北有永泰渠，光宅中刺史胡处立开，通漕且为火备。西北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开元二十七年刺史李增修，接古专坡，由黄土堰注白马湖，分人城隍及故永泰渠，溉田千余顷。东北八十里有考功堰，长庆元年刺史李翱因故汉樊陂开，溉田千一百顷。又有右史堰，二年刺史温造增修，开后乡渠，经九十七里，溉田一千顷。又北百一十九里有津石陂，本圣历初令崔嗣业开，翱、造亦从而增之，溉田九百顷。翱以尚书考功员外郎、造以起居舍人出为刺史，故以官名。东北八十里有崔陂，东北三十五里有槎陂，亦嗣业所修以溉田，后废，大历五年刺史韦夏卿复治槎陂，溉田千余顷。十三年以破坏，遂废。”[36]就是说，有唐一代，朗州水利工程之多冠于湖南各州，其溉田面积也大。这些渠、堰、陂治水、溉田功能都有，有利于农业生产。湘潭的涓湖可溉良田二百余顷[37]，又有龟塘，拦截诸山泉，可溉田千余顷[38]。后来塘堤败坏，田芜民饥。农业对水利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唐代大诗人柳宗元在贬谪湖南期间写的诗篇对此也有反映：“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绿。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意思是说堤坝上盛开着蓼花，陂水透着寒意显得更绿了。这时农田庄稼正收割完毕，落日的余晖，照着回村的樵夫和牧童。庆幸今年年成较好，总有稠薄米粥可供充饥。从诗中可以发现堤、陂(泛指塘、溪、河的堤坝)和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4．福建治水治田成绩

  福建的中、南部沿海各邑如连江、长乐、福清、莆田、泉州和漳浦在唐时均属濒海开发地区。早在唐代，濒海各邑已着手修筑拒咸蓄淡型的水利工程，并围垦海滩。

    福州虽离海还有四十公里，但它位于闽江之滨，海潮可以直抵福州城下，对福州平原的开发不利。唐大和三年，闽县令李茸在县东五里处筑海堤，“先是，每(年)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皆成良田。李茸还在侯官海堤立斗门十处，以御海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遂成良田”[39]。西湖是福州平原的一个蓄水湖，为了增加蓄水量，王拥又在城西南开凿南湖[40]。连江、长乐、福清、莆田一带均有若干水利工程，其中以莆田的水利工程数量最多。《新唐书·地理志》载有诸泉塘、沥浔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国清塘，总计溉田一千二百顷，此外又有延寿陂溉田四百余顷。元和八年(813)观察

使裴次元在红泉筑堰潴水，垦启荒地三百余顷，岁收粮食万斛[41]。泉州除莆田县外，晋江县也兴建了不少水利工程，较著名者有尚书塘(又名常稔塘)、天水塘、仆射塘、六里陂等处。陈鹏同志指出：尚书塘“为泉州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六里陂“筑有迂回曲折四十余里长的陂道，外隔沧海之朝夕，内积来自磁灶和葛洲的溪水”，该陂“纳清泻卤，环数千(十)里内无田不资灌溉”。明陈琛《论六里陂水利书》称其为“本县为水利之最大者，其余陂塘不能当其百分之一”[42]。六里陂创于五代，设置四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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