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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男耕女织当作天下第一件大事来抓o。结果如何呢?战国时的李悝曾经给自耕农的开支算过一笔账,其中衣着是第二项,是算在粮食账中的。这笔账为司马迁和班固沿用,它说明西汉时男耕女织并不普遍。《四民月令》中地主和农民的买卖,布帛“弊絮”同样是第二项,它说明东汉中后期,尚无多大改变。《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租佃者,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他们佃种国有土地。地租由米布钱三者组成,可以互相折纳,此时封建政府并没有不准割裂,不够一件衣裤必须将布折成米钱缴纳的规定,但全部租佃者既没有将米钱折成布缴纳的,也没有将布折成钱缴纳的,将布折成米缴纳的却相当多,如5.141等简只需缴1尺布,5.118和5.405简只需缴半尺布,同样折成米缴纳。粗略统计,在可以判断缴布或将布折成米缴纳的1 786个租佃者中,缴布的只有671户,占37.6%弱,拆成米缴纳的1115个,高达62.4%强,岂非证明他们中绝大部分没有男耕女织。至少,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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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盐铁论》卷3《园地》。
 
国末年华覈的奏议中说,当时十余万士家和吏户的妇女不纺织。东晋南朝时布帛可以“覆衣天下”①,上等好布的市场价直线下降,到南齐时匹值百余钱。均田制度实施后,除了露田的授受外,还有桑麻田的规定。这些情况说明男耕女织在发展。但均田制度实施半个世纪以后,苏绰还在重复着古老的话题:“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②《齐民要术》也如是说。历朝历代的诏令在注意农业生产时,有多少不是农桑并提的?这岂非从反面透露出农民的耕织结合并不理想吗?这种状况在我国封建社会,恐怕永远不可能解决,中国之大,有些地区不宜桑麻;在桑麻地区,难免有缺乏纺织工具和技能的家庭;受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制约,贫困和破产的农民那么多,即便有技能,也没有如此条件。换句话说,这类农民的衣着和户调必须通过市场调剂或补偿才能解决。退一步讲,即便全部耕织结合了,至少在蚕桑地区的农民不可能将绢帛和丝绵作为自己的衣料,而是缴纳户调或者当作财富贮存。理想一点、浪漫一点,也只有自耕农中家境稍好者50岁以上的老人有件丝绸衣服,大多数人还得穿用与自己生活水平相当的麻布。其前提是市场上必须有麻布出售。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家庭副业始终是农民收入的一大来源,而其产品主要也是为了投向市场。衣着尚且如此,其他就无须烦言了。当然,农民投向市场的产品,决不仅仅是副业产品,更主要的还是其主业,即粮食。这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大宗商品为什么始终是粮食和衣料。
小农经济的成分相当复杂,主要由自耕农、半自耕农和租佃农民三者组成。自耕农是其中经济条件最好的。他们投向市场的产品一般会比半自耕农和租佃农民多一点,半自耕农次之。在《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租佃者应缴纳的钱,有相当数量是折成米缴纳的,也有直接缴钱的,没有将钱折成布的。粗略统计,在可以判断的1 734个租佃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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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宋书》卷56史论。
  ②  《周书》卷23《苏绰传》。
 
折成米缴纳的有410个,占总数的23.6%强,直接缴钱的有1 324个,占总数的76.4%。嘉禾四年缴钱最多的达12 000文,嘉禾五年有一个高达12 160文。证明租佃者亦有产品流向市场。当然,其中很可能是其生活甚至是生产的必需品。
    正因为小农经济是封建时代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基础,相对于地主而言,他们能投入市场的商品极其细微,和地主,特别是大地主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聚沙成丘,集腋成裘,即便地主投向市场的产品,也是从农民那里剥削和掠夺来的,哪里有他们自己生产的。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繁荣和发展起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康是商贾云集之地,“商旅方舟万计”①。吴国时建康只有大市、东市和北市三个大市场,东晋南朝时又增加了斗场和肇建两个大市。《通典·食货典·杂税》说:“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秦淮河两岸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城郊还有四日一会或十日一会的草市兴起。建康全盛时,人口140万左右,没有繁荣的商业能支撑起这样大的城市吗?三吴是本时期新出现的我国封建时代另一个经济重心,也是城市最集中的地方,广陵、京口、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②。两汉时期,即便关中地区,又何曾有这样密集的城市和商业都会群。长江中游不如三吴,荆州、襄阳、长沙、豫章、夏口、浔阳等地,也都成了一方之会。广州则是本时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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