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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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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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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斗酒之费乎”的词语，可以为证。四时之祠应当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时进行。春祠应当就是春社之祠，因为是高祖乡里之社，所以格外又有四时之祠，但这儿没有秋社的痕迹。
高祖十年(前197年)，朝廷下达了一道面向全国的祠社令。《史记·封禅书》记道：“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三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腊祠为岁末之祠，春三月为春社，这儿，依然看不到秋社的影子。《淮南子·时则训》记道：“仲春之月……择元日，令民社。”而三秋之月，均未见社祭的记载，只在季秋之月有腊祠的规定。
《礼记·月令》曾记：“仲春二月……择元日，命民社。”传世诸本缺了仲秋之月“择元日，命民社”的记载，有人从《太平御览》卷五三二中辑出，谓“今本《月令》已佚秋社句”。值得注意的是，《月令》之所以亡佚“秋社”句，是流传之佚呢?还是西汉前期人有意删节，以符合当时实情?
关于汉代的春社时间，《史记·封禅书》有两处记载：一处是“春”，一处是“春三月”；《汉书·郊祀志》为春二月；《淮南子》与《礼记·月令》均言“仲春之月”，中华书局本《史记》则直接将“春三月”改为春二月。从汉代的实际情况看，春三月的确也曾作为春社的月份。《史记·封禅书》所记“以春三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可知高祖十年的社稷，除春社之外，又有腊祭。西汉之初，以建亥元月为岁首，如《封禅书》曰：“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这样，汉初期的腊祭时间则为九月，正好与三月春社相对应。也正因为此，西汉前期将秋社与腊祭合而为一了，所以只见腊祭而未有秋社。
武帝时接受方士建议，改用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这样，腊祭就放到了季冬之月，与秋社拉开了距离，因而，春社、秋社方复归完整，并一直沿续下来。如《四民月令》中则明确有二月与八月为“祠太社之日”的记载。不过，三月、九月的社祭仍然留有余绪，《汉书·五行志》云：“建昭五年，鄘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师古注引张晏曰：“民间三月、九月又社，号曰私社。”这也可以反证《史记》所言“春三月”之不妄。
春社与秋社是关于社神的两大祭祀活动，县社以上的祭品由官方筹办，里社祭品则由里内居民统一凑足。前引《封禅书》所云之春社与腊社，是由官方负责准备羊豕，以供县社之用。而“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即指民间自行敛钱祭社。李悝在“尽地力之教”中所言“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亦是指民人摊派、敛钱祭社之事。至于所聚敛祭品多少，则由里民量力而行，故师古注“各自财以祠”云：“随其祠具之丰俭也。”《汉书·陈平传》云：“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这里记载的是较为丰盛的社祭。《居延汉简甲乙编》(十·三十九)录地湾所出一简云：“对祠社，鸡一、黍米一斗、稷米一斗、酒二斗、盐少半升。”这是较为简陋的社祭。
有的里社不是直接凑集物品，而是如李悝所言，敛钱以为社供。《居延汉简释文》第二卷第33页有简文云：“人秋社钱千二百，元凤三年九月乙卯。”地湾汉简还有一简记道：“八月戊午社计。”①这儿的“社计”，应当就是统计社内的社钱收敛情况。破城子汉简有一简记有收敛社钱的具体情况：“人钱六千一百五十，其二千四百受楼上，六百部吏社钱，二千八百五十受吏三月小畜计。”②社钱敛齐后，要用于购置祭品。破城子有一简云：“口官封符。为社内贾口。”③地湾也有一简记道：“买葱四十束，束四钱，给社。”④
另外，在两汉时代，一些乡间里社还残留有用于社祭开支的“公田”。
两汉时代，春、秋两社除了祭社的本义外，还具有了愈来愈浓重的娱乐节庆色彩，使其成为当时乡村社会中的两大节日。
祭社之后，其祭品大多要分发众人，共同享用。如前引陈平在里中社祭后分肉之事即是。《荆楚岁时记》也记道：“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祭社为里中居民的共同活动，妇女儿童尽可参与。《后汉书·董卓传》云：“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太平御览》卷三八四引《汉杂事》曰：“颍川郡上事，其日有陈太丘父子四人俱共会社。小儿季方御，太儿元方从，抱孙子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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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居延汉简甲乙编》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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