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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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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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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廷汉简甲乙编》二五四·一．
③ 《居廷汉简甲乙编》六三·三四。
④ 《居廷汉简甲乙编》三二·一六．
两汉时代，社祭之后的宴饮娱乐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几乎成了乡村社会中最盛大的公众性节日。《太平御览》卷五八四引《淮南子》曰：“夫穷乡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常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始知夫瓮瓶之足羞也。”《盐铁论·散不足》所记更是如此：“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象；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
社祭宴乐的本源是社祭时的娱神，祭神时以歌乐相娱，由来已久。《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周礼·春官宗伯篇章》：“凡国祈年于田祖……击土鼓，以乐田峻。”即是这一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两汉时代，随着土地神地位的下降，作为娱神的宴乐渐渐从祭神中分化了出来，越来越摆脱了社祭的宗教气氛，而成为比较单纯的节庆娱乐。对此，我们在《三国志·魏书·王修传》中可以读到一点信息，其传云：“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邻里因王修为其母哀，以至罢社，不正说明了社日之社祭已变得无足轻重，而社日的宴乐已成为主要内容了吗?如果社祭仍然庄严肃穆，那么，社里之人就没有必要为王修之哀而罢社，也不敢为王修之哀而罢社，只有社日成为宴乐节庆，才有可能也有必要为王修之哀而罢社。
实际上，这一社日宴乐节庆化的趋势一直在发展中，到唐代达到顶点。杜甫的“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张[虫+宾]的“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写尽社日之宴乐气氛。
除了春秋两社的社祭及相随而来的宴乐外，社作为一方土地之神主，还接受着其他许许多多的祈禳行为。
早在汉代以前，社的灵性就被不断延伸，凡遇大事，几乎都要祀之于社。日蚀、火灾要祭社①，出兵出军要祭社②，春蒐、秋弥也要贡献禽获于社③。至两汉时代，随着官方社稷即州社、县社与乡间里社的分化，其社稷之外的功能也开始发生分化。上述功能在官方之社中依然存续，而在乡里之社，则已渐渐被人淡忘，除非遇到举国一致的祈禳，官社与乡里之社之间难有共同的祈禳活动。《春秋繁露》记有这种共同的祈禳活动，卷十六《止雨》云：“雨太多……令县、乡、里皆归社下。”同卷《求雨》：“春早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稷山川。……凿社通之于间外之沟。”但这种活动比较少见。可以说，在两汉时代，社已完全成为人格化的神，成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而又可以接近的社神、社鬼、社狐，被人们的敬重已不如畏慎．《史记·陈涉世家》记陈涉要起兵时云：“又间令吴广之次近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呜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这是借社狐之神灵，树立威望，所以“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社狐神性如此，在人们心目中。社鬼、社神更是能让人敬畏，人们往往在它们这儿许愿、发誓、禳灾。王莽政权将颓时，也曾祈灵于社鬼。《汉书·王莽传》云：“(王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诸狱囚徒，皆援兵，杀豬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太平御览》卷五三二还记有两件轶事。所引《述异记》记曰：“庾邈与女子郭凝通，诣社约不二心，俱不婚聘。经二年，凝忽暴亡，邈出见，疑云：‘前北村还遇强梁，抽刀见逼，惧死从之，不能守节，为社神所责，心痛而绝。”所引应璩《与阴夏书》曰：“从田来，见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问之，乃知郎中顷有微疴，告祠社神，将以祈福。闻之怅然，以增叹息。灵社高树，能有灵应哉?”由此可见社神与社鬼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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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左传·庄公二十五年》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此类记载又见于《左传·庄公三十年》、《文公十五年》、《昭公十七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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