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田租是定额租，并有着低限与高限之分，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秦国的田租率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所谓“田租率”，即剥削率，或剥削量，也就是田租在农民一年收成中的比重。但令人费解的是，在秦的众多文献和考古资料中，迄今却没有发现与此有关的记载。尤其魏国还留下“什一之税”①的记载，因而古今学者曾对秦的租率作出了种种猜测。有的说是“什伍税一”，有的说是“什一之税”，还有的说是“伍一之税”，②等等。但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依据，这些看法都很难令人信服。笔者以往对秦的租率也感到困惑，现在看来其关键就是秦国实行定额租，而且是有着低限与高限两种税额的定额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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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②  郭志坤：《秦始皇大传》，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60--261页．

以低限为例说，由于它的税额的确定乃是“技数岁之中以为常”，因而这种租率实际是几年之中的平均租率。从平均租率的特点看，它的田租额按租率计算和农民每年的收成往往难以吻合。这与分成计征制有着明显不同。因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农民每年的收成都会有一些变化，但其租额却已经固定，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固定的。所以对一个具体的农户来讲，他的田租今年很可能是什一之税，明年收成好了便可能是什一税一或什二税一，而后年收成不好则可能变成九一之税，甚或八一之税。如果再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定额租的高限，加之秦的定额租并非一成不变，它也会随着情况变化而调整，那么即使就是当时的秦人大概也无法弄清租率的变化，当然也就更无必要记载一个与实际脱离的所谓“租率”了。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史记》只记载了商鞅的田租改革比较公平，却没有提及租率如何。这固然是由于《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①缺乏充分的史料依据，但主要原因显然还在于秦国田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每年的租率问题。因此，我们也就很难找到与此有关的记载了。

三、秦汉“纳粟拜爵”与“更赋”的起源

在以上论述中，我们曾一再强调，商鞅令“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对研究秦国的赋税制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如此，商鞅的这项法令还有助于重新认识秦汉时期的“纳粟拜爵”和“更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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