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

据此可知，商鞅改制的大亩乃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是原来小亩面积的两倍多。这无疑就需要根据新的亩制来提高其田租征课的数量。

当然，从《商君列传》说此次改革使农民的负担都比较公平的角度看，当时田租的税额也不可能增加很大幅度，至少它不会和亩制的扩大同步提高。否则，《史记》也根本不可能以“赋税平”来记载商鞅的这一举措。故比较可信的解释，就是虽然秦国田租的征课有了一定数量的提高，但相对亩制扩大来说，它的提高幅度仍然较小，也完全在农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以往人们认为，秦自商鞅变法，田租征课即非常沉重，所谓“二十倍于古”。①这种看法恐怕不确。秦国田租的税额应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不可能在一开始就课以重税。这不仅达不到增加税收的目的，也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称：“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虽可能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赋税的征课并不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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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二、关于秦国田租实行定额租问题

    根据《商君书》卷一《垦令》，在奖励耕织的同时，商鞅还对田租的征课方式进行了改革。所谓“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对商鞅的这一改革，目前史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把“訾粟而税”理解为分成计征，“即酌量农民一年收获粮粟的多少来确定田租的租额”；①一种则说成“结合产量，按照一定租率，核定出一个常数，作为固定租额”。②而关键在于：究竟是酌量农民一年收获，还是参照农民数年收成，以确定田租的税额。

    从双方的理由看，前者的论述相当简略，就是认为先计算农民收入粮谷的多少，再按照一定的税率征收，农民的负担比较公平。③而后者则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战国时代，最为流行的还是定额租制。因为年有丰歉，地有等差，人有勤惰巧拙，即或是质量相等的地片，其产量也会因时因地而异，若实行单纯的分成租制，向如此众多的小农课取田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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