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民消费水平仍然较低，与其他阶层的高消费形成鲜明的反差。

    收入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消费水平的高低。秦汉时代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极大，基础又薄弱，一个成年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净产值和提供商品数量都不高，同时官府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故见农民全年的经济收入仍不高。农民的所有收入不可能完全用于生活消费，必须留有一部分投资生产(如种子、农具、耕牛等)。这样，即使乡村农民和城市平民有同等的经济收入，可以用于消费的部分也比城市平民的少，反映在消费水平比城市平民的更低。汉代农民低收入、低消费与权贵、地主、豪富的高收入、高消费形成了鲜明对比。史载：“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32]；“富者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33]；“百姓贫陋困穷，而私家累万金”[34]；富商“衣必文采，食必梁肉”，而农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35]；地主之家“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荣乐过于封君”[36]；而农民“食草莱之实”[37]、“被穿帷败，寄死不敛”[38]。可见，与权贵豪门相比，农民的经济收入、消费水平相差悬殊。正如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所说的贫富对比：“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羸，缣布丝绵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总之，虽然当时富农消费水平稍好些，毕竟人数不多，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农、贫农的经济收入与消费水平都较低，与权贵、地主、豪富等其他阶层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呈现出消费水平贫富分化的趋势。这种分化趋势不利于消费关系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大多数农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影响了消费需求量的增长，造成拉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同时给农民的社会心理造成不良影响，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和谐发展。

    2、商品性消费的比重增加

    早在先秦时，农民的生活消费以自给性为主，只有食盐、铁器等通过市场交易所得。至秦汉时则不然。商品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市场上商品种类丰富多样，农民的经济收入结构中货币收入得到一定量增长，提高了他们的可支付消费能力，促使自给性消费缩减，而商品性消费的比重有所增加。

    消费是金钱能力的象征，农民想尽办法增加货币收入，或增加家庭纺织业，或者做生意，或者出外做雇工等，目的是提高消费的支付能力。如广汉郡姜诗家，其妻“昼夜纺绩”出售，以“市珍羞”养姑母[39]。随着货币收入的增加，农民追求更多消费品，而且消费品趋于商品化，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结果。秦汉时期，基本生活品逐渐在市场上随处可见，“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40]农民所需要的“养生”、“送死”消费品，除了自给以外，只要有货币支付能力都可以通过市场上交换所得。例如：在饮食、衣着方面，可以取足于商品市场。据载：樊哙曾以“屠狗为事”[41]，灌婴在睢阳市上“贩缯”[42]，刘秀在宛城“卖谷”[43]，赵歧在北海市贩卖“胡饼”[44]等，他们所经营的都是人们最基本的衣食消费品。又如《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记载的当时仅仅市场上所出卖的熟食品就多种多样，如烤猪肉、韭菜炒鸡蛋、细切的狗肉、马肉、油炸的鱼、切好的肝、腌羊肉、冷酱鸡、马奶酒、驴肉干、美味胃脯、炖小鸡、雁肉汤、腌鲍鱼、甜瓠瓜、精熟的米饭等等。根据文献、考古资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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