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文化教育、娱乐消费的重视是一个突出特点

    在这一点上，以往研究中均被忽视，误认为秦汉农民没有什么精神消费内容，恰恰相反，秦汉时农民除了对宗教信仰方面献祭消费相当重视以外，对文化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重视是一个突出特点。因为人既需要物质满足，也需要精神满足，农民虽然文化层次低，也有精神追求与精神消费需要。大量的文献、考古资料均表明这一点，秦汉时农民对精神消费的需求日渐增长，精神消费水平亦随之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大量的贫农对文化教育消费要求特别强烈。如史载：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45]匡衡，“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46]第五访少时孤贫，靠佣耕过活，但“有闲暇，则以学文。”[47]杨震，少时孤贫，好学，独与母居，假地种殖，以给供养，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48]侯瑾，少时孤贫，“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燃柴以读书”。[49]类似事例很多，莫不反映出汉代社会农民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以及对接受文化教育的重视。农民之所以对它的重视，是因为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是他们脱贫致富、挤身主流社会的捷径。

同时，汉代农民还有一些文化娱乐消费，是当时较为突出的精神消费特征。《盐铁论·散不足篇》曰：“古者，土鼓凷枹，击木拊石，以尽其欢。……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这既反映了文化娱乐消费发展的历史时代特征，又反映了汉代富裕农民可以享受歌舞宴乐的高层次消费。《淮南子·精神训》云：“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祭社之时农民可以尽情地宴饮歌舞取乐，以祈福报功。当时即使邻人有丧事，也欢歌笑语，史称“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50]。东汉末年，一些农民迷恋赌博娱乐。王符说：“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圂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51]总之，汉代农民在节庆或祭祀时有一些娱乐活动，只是较少而已。秦汉时代农民相当重视文化教育方面消费，加上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消费内容，提升了他们的消费层次。这对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及社会文明的进步都有相当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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