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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村集市及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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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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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产的粮食基本上仅足以糊口，难以向社会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当时社会就不可能出现那样繁荣的商品经济，而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也无从谈起。据我的估算，从战国时起，粮食生产起码已部分地达到一家百亩（百步为亩的周亩）、亩产二石（大石）、“民食十五之谷”（即农民的食用大致占其生产的粮食的一半）的水平[2]。按《管子·揆度》的说法，在粮食生产做到“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的同时，纺织生产也可以做到到“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总之，当时已经能够向社会提供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战国时人是看到了这一点的，所以常提到“余粟”、“余食”和“余布”。如《孟子·滕文公下》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管子·禁藏》说：“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可以做到“国有余藏，民有余食”。《荀子·王制》指出，只要农业生产遵循自然规律，就能做到“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些“余粟”和“余布”是可以投放市场的，所以《管子》的作者要求进行调查，掌握可靠的数据：
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按指消费标准）若干？谷重（谷价）若干？曰：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货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谷价）若干而中币（货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时价）而櫎（估计，匡算）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3]
可见，农民经济由于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剩余产品，使它可能向市场提供相当数量的商品，这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和各项经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小农经济产生了对市场新的需求，最明显的是对铁农具和耕牛的需求。战国以来，铁农具已经成为农民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管子·海王》：“今铁官之数曰……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管子·轻重乙》：“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其中除了“椎”以外都是铁农具。到了汉代，铁农具更形重要。《盐铁论·水旱》：“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盐铁论·禁耕》：“铁器者，农夫之死（生）[士]也。”当春秋以前人们仍主要使用木质耒耜进行耕播时，农家自己就可以制造或修理这些农具，无须购买[4]；而铁农具农家不能自己生产，非从市场购买不可。所以《盐铁论·本议》说：“盐铁，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也。”[5]这“万民”主要是农民。汉代农民生产所需的以铁器为主的农具基本上依靠市场供应，所以《盐铁论·本议》又说：“工不出则农用乖……农用乏则谷不殖。”“农用”就是农具。随着牛耕的推广，耕牛成为汉代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风俗通义》说：“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6]农家的耕牛也需要从市场购买。《汉书·循吏传·龚遂》载，汉宣帝时龚遂任渤海太守，“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刀佩犊?’”这一材料说明，农民所需耕牛一般是在市场上购买的，龚遂只是促进他们这样做罢了。从郫县出土的东汉残碑所反映的农村情况看，碑文记载的18户中，有地的15户，其中有牛的5户各1头，无牛的2户，未详的8户[7]。可见并非所有的农家都有牛。买不起牛的农家，也有租牛使用的。政府为了保证贫困农户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往往采取假贷耕牛，发放租牛费用等措施[8]。而在一般情况下，农民购买或租用耕牛，以及购买铁农具的费用，是通过向市场出售部分农副产品来取得的。
还有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伴随着铁器牛耕推广而来的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农民在大田上要投入更多的劳动，这样，“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的情形就更显突出，只有“纷纷然与百工交易”[9]了。
总之，以铁农具和牛耕推广为标志的生产力的跃进，使小农与市场的联系，不但具备了必要性，而且具备了可能性，流通成为小农经济再生产的必有环节；加强与市场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但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战国秦汉小农与市场的联系还有外加的、不得不然的因素在起作用。战国秦汉的小农经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经济体系中运行的。在这个体系中，小农基本上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受到了小农与国家、地主、商人关系的制约，并由此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例如，小农与市场的联系受到了封建国家赋税政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和突出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了豢养大批官吏和军队，需要征收赋税，而农民、尤其是自耕农是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战国秦汉的赋税，除了实物以外，还要缴纳货币，而且货币税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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