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禹）迁下邳相，徐县北界有蒲阳坡（陂），旁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

李贤注引《东观汉记》卷16则说：“禹巡行守舍，止大树下，食糒乾饭屑饮水而已。後年，邻国贫人来归之者，茅屋草庐千户，屠酤成市。垦田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从这两条材料看，自然成市的前提是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的增加。这些从邻郡来归附的“贫人”主要是农民，其所形成的市无疑是农村集市。这两条材料提到作为成市前提的人口规模是“千余户”或“千户”，这正如与《管子·乘马》所载吻合，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管子》的规划过于理想化，《张禹传》的“千户”也不宜绝对化，但总反映了成市要求的一定规模。是否可以把接近“千户”农民的供求作为汉代农村集市形成的条件，并进而把接近“千户”作为汉代农村集市的一般规模呢？这“千户”，若是“百家为里”，当包括10个“里”——自然村，若是“五十家为里”，则包括20个里[19]。人口达到这样的规模，就非形成市不可了。反过来是否可以说，几十户或百把户的一个里，并不具备形成市的条件？

关于汉代农村集市的绝对数量，已难确考，只有个别的材料可供作相对的估算。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潜夫论·浮侈篇》：

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

《潜夫论》的作者王符是东汉末年人。据《续汉书·郡国五》注引《东观书》记载，东汉末年，凡郡国103个，有县、道、邑、侯国1180个，有乡3682个。可见，王符所说的“千县”包括县级的“县、道、邑、侯国”；《东观书》说的是细数，《潜夫论》说的是约数，两者是一致的。那么，所谓“市邑”显然是指县以下的农村集市。它与《战国策》所说的“置社有市之邑”[20]和银雀山竹书《市令》所说的“邑市”一脉相承。汉代的“市邑”主要是乡邑和聚邑，还有少量的“亭市”，或与聚市相重，可略而不计。“万数”可以理解为“以万计”，也可以理解为“一万多”。我倾向于后者：“市邑”数为县数的十几倍，每个县下面有十几个农村集市。据《东观书》，东汉末年每个县级单位下辖3个乡左右[21]，如果每个乡之下有5个左右的“聚”[22]，则每个县下面有18个乡市（3个）和聚市（15个）。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数字可能要打些折扣。又据《晋书·地理志》，东汉末年桓帝时有1067万户，由于统计有缺漏，实际户数比这一记载为多，而且绝大多数为农户。若按接近“千户”一市算，“市邑”也应该是“万数”——一万多个。

这一估计是否过于保守呢？我们不妨与后世情形作些比较。据有些学者的研究，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明中叶，河北、山东、山西每州县的集市数才分别为9.6、14.1、5.93[23]，一千多年前的汉代，每县已有市集十几个，这不是表明当时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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