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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村集市及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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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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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寺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这里“丰”就没有系“县”。
[12] 关于“丰”的性质，注家有不同解释。应劭曰：“沛，县也。丰，其乡也。”但颜师古论定它为聚邑，根据是高祖本纪下文谈到刘邦入秦，约法三章，“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县、乡、邑是三个不同级别的行政社会组织，“丰”系以邑为称，明其为乡以下的聚邑。颜说是有道理，能够成立的。
[13] 以“聚”名地是作为有市村落的“聚”发展的结果，它也未必是西汉中期以后才出现的。《战国策》卷二《西周》载：“三国（按指魏、韩、齐三国）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为西周谓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国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惧，令军设舍速东。”“注曰：“邑落曰聚。如□狐聚、阳人聚之类。”当时是否已经有作为专称地名的“聚”，值得研究。《汉书·地理志》中载王莽命名的一些聚，未必全是新创，因为王莽是个复古狂，这些“聚”可能是其古称。不过东汉以聚名地者大量增加，的确是明显的事实，可以说是农村集市有较大发展的反映。
[14] 《金石萃编》卷13，第3页。
[15] 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校点本。该条是根据《续汉志·郡国一》注、《初学记》卷24、《太平御览》等相互对勘补充而成。
[16] 黄今言先生认为，由于这种亭是“行旅宿会之所馆”，故乡村亭市多为夜市，可备一说。
[17] 按：此材料后加，2002年8月21日。
[18] 汉代城里的市中有旗亭，即市楼，为对市进行监察、管理而设。俞伟超《汉代的“亭”、“市”陶文》指出汉代陶文屡见“某亭”的戮记，“亭”指旗亭（市亭），“某亭”当与“某市”同。段渝《汉代集市考略》认为“某亭”均为“某亭之市”的省称，是亭市普遍存在的证据；而“亭”与“旗亭”不相侔。
[19] 《隶释》卷二。
[20] 马非百：《盐铁论简注》第231页，中华书局，1984年。
[21] “都市”例：“甲渠言部吏毋铸作钱发冢贩卖衣物于都市者。”（E·P·F22：37）“官市”例：“元康三年十一月中为官市，上书具长安。”（456·2）
[22] 《居延新简》E·P·F22 ：25
[23] 参阅高维刚《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农民在农村集市以外的交换活动
汉代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并不限于在农村集市中的交换活动；农民的交换活动也在农村集市之外进行。
不少材料表明，汉代农民积极参与郡县市场的交换活动。《后汉书·循吏·王涣》载：
（王涣）……为洛阳令……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叹。……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桉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材料，说明洛阳附近的弘农郡经常有老百姓持粮到洛阳贩卖。“持米到洛”无疑是为了贩卖。这些常被卒司钞掠殆半的“民庶”，应是农民和中小商贩，不大可能是大商人。即使是中小商贩，其粮食也来自农民和农村集市，或本身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可见，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附近的农民是要出卖商品粮的，并往往到城市市场中出卖。洛阳后来建立了米市，应是这种粮食贸易发展的结果。秦汉时期城市里大量存粮、可以长时期满足城市粮食消费需要的粮店似乎不多。秦始皇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遇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价飞涨，“石千六百”[1]。汉武帝征和元年冬，“大搜上林”，“闭城门十五日，待诏北军征官多饿死”[2]。这些材料表明，秦汉城市平时依赖着农村地区经常性的商品粮供应，包括农民到城市出卖粮食，一旦这些正常的供应受阻，城市就会出现某种危机。
反映战国情况的《周礼·司市》记载了都市一日三市的制度：“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所谓“百族为主”的“大市”，就应有周围农民参加交换活动。这种情况看来延续到了汉代。《太平经》谈到一人在“都市”中造谣，“一市中人归道之，万家知之，老弱大小四面行言，天下俱得知之”[3]。此材料中的“市”为“都市”，即县市或县以上的市[4]，其贸易圈可系万家之众，与“一县万户亦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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