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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村集市及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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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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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调剂和余缺调剂，以解决各自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除了作为个体生产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外，参与农村集市交易活动的还有小商小贩、商人和地主。
上引《周礼·司市》记载的都市一日三市中，“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为什么贩夫贩妇要“夕时而市”呢？东汉郑玄说这是因为他们“朝资夕卖”。小商小贩不像商人那样在城中市里有固定的住所和邸店，他们一早赶到各地农村集市收购货物，晚上赶回城里的“夕市”去出售；这就叫“朝资夕卖”。也就是说，当时的小商小贩不是从城市的批发市场获取货物，而是在农村集市和城市市场之间“朝资夕卖”。郑玄是以他的亲见亲闻来进行解释的，可以认为，这种情况从战国延续到郑玄生活的东汉时代[8]。从有关材料看，汉代小商小贩有些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或者原来就是农民。例如《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元年（94年）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流民的主要成分当为农民。这虽是农民在特殊情况下从事的贩卖活动，但可以想见，他们平常也会有这类活动的；只是平常要收税，在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免税。汉简中有反映汉代尊老制度的“王杖诏令册”，其中有“年六十以上毋子为鯤，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为寡，贾市毋租，比山东复”，“夫妻俱无子男曰孤独，田毋租，市无赋，与归义同；沽酒醪列肆”等规定[9]。缺乏青壮劳动力不能种地或种地不足要靠做小买卖为生的鯤寡老人，多数也应是农民或一般的城市居民；对这种老人做小生意免税，它的另一面，就是一般农民从事商贩活动要收税。这是一种“重本抑末”的措施，但也反映出农民当中是有从事商贩活动的。早在战国时代，《商君书·农战》就提到“要縻（按，“要縻”指贫弱农民）事商贾”的现象，风靡整个汉代的“背本趋末”浪潮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农民在重重压迫再生产难以为继的条件下，或在经商利益的诱惑下，从事小商小贩的活动。
商人和地主的势力也深入到了农村集市。商人插足小农经济再生产过程，是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本文后面还将论及。当时商界巨子范蠡、白圭辈都做农副产品的生意，把农业、尤其是粮食的丰歉作为商情预测的基础。如“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10]，对象主要是农民。他们恐怕不会光在城市市肆中坐等农民或小商小贩来做买卖，而不到农村集市中活动。地主、商人参与农村集市活动的比较明显的证据是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它被称为地主田庄的经营手册，其中记录了各个月的购销活动，购销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农副产品，其特点是收获后贱价买进，青黄不接和播种时卖出。有条件进行这些购销活动的主要是地主和商人，其对象则是广大小农，下文还将谈到。西汉失意官僚杨恽回乡务农，自称“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11]。这也可以看出商人、地主“籴贱贩贵”之普遍。地主和商人的这些购销活动，主要应该在农村集市中进行。
政府如何管理农村集市，现在还不很清楚。迄今没有发现农村集市中有“市官”的设置，似乎没有形成像城市市场那样完整的管理机构和严密的管理制度。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对农村集市撒手不管。战国时代，据《管子·乘马》所载，在“聚”中所设的市是要征收货物税和摊位税的，而从《荀子》等有关记载看，“关市之征”是农民重要负担之一[12]。在汉代，我们看到对活动于城乡之间的小商小贩是征税的，估计对农村集市也可能征税。前述出土汉代漆器铭文和传世陶文中有“南乡之市”、“中乡之市”等等，应该是这些乡市的管理者留下的印记。朱桂昌还指出汉印中“长聚则丞印”一方，当为长聚丞名则者之印，可能是聚中管理市集交易诸务的小吏[13]。这样看来，在官立的市和政府控制下的乡、聚、亭中设立的市，政府是管的，可能是通过原来的乡官系统来兼管。至于自发形成的市，政府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是来不及控制和管理的。
[1] 《后汉书·张禹传》及注。
[2] 《周易·系辞下》
[3]《后汉书》卷31《孔奋传》：“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也是每天开放若干次的。除了这种每天开放的市集外，城市中也有按一定的日期开放的“会市”。如西汉太学附近的文化市场——“槐市”，就是一种“会市”，见《太平御览》卷828引《三辅黄图》。
[4] 《东观汉记校注》注云，“今日骑都尉往会日也”是据《太平御览》卷827增补的。
[5] 关于会市的会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中才有所记载。如《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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