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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村集市及相关问题

时间:2009-7-24 13:53:46  来源:不详
损害的却是终年辛勤劳动把这些产品生产出来的农民。战国秦汉的思想家,如《管子》的作者、晁错、贡禹等,都对当时的农商矛盾有深刻的揭露,为人们所熟知,不必在这里赘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谷贱伤农”[14]和“谷贵民流”的现象交替出现或同时存在,反映了战国秦汉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中存在着被动的、畸形的一面,以及它对小农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损害。
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对社会的发展曾经起了推动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在剥削制度和阶级压迫存在的条件下,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也常常给劳动者带来苦难,从而损害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不应无视后一个方面,单纯用玫瑰色来描绘历史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




[1] 《孟子·滕文公上》
[2] 拙著《从银雀山<田法>看战国的亩产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西汉中期以后,农业生产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平均亩产逐渐达到三斛,但由于每个农户占有耕地面积下降,每个农户生产粮食的总量所增不多。这个问题须专文论述,于此不赘。
[3] 《管子·山国轨》
[4] 《诗经·豳风·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据《毛传》,“于耜”就是修耒耜。
[5] 盐是农民依靠市场供应的另一生活必需品。战国秦汉时人多谈到这一点。对盐的需求的增加,是与农业生产中渔猎等成分的減退,种植业地位的强化分不开的;日本学者曾有所论述。
[6] 《艺文类聚》卷85引。
[7] 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
[8] 例如,据《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时费兴被任命为荆州牧,鉴于当地“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他提出的治郡方略是“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后汉书》卷4《和帝纪》)。
[9] 《孟子·滕文公上》
[10] 如果这五口之家有3个成年人,1个应服役者,2个小孩,则应缴纳的赋钱为706钱。
[11] 汉代农民平均占有耕地不到70小亩,折合大亩不足30,田租额每亩6.6升,按大亩征收,约为1.8石。
[12] 如文帝三年诏:“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昭帝始元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宣帝地节三年“假公田贷种食”。元帝永光元年“无田者假贷种食”。平帝纪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东汉和帝永平十三年,因受灾,下诏“贫民受贷种食,皆勿收责”。和帝永元十三年,荆州水灾。下诏“贫民假种食,皆勿收责。”安帝永初三年,诏“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分见各朝本纪。
[13]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14] “谷贱伤农”一词始见于《汉书》卷4《昭帝本纪》元凤六年诏:“夫谷贱伤农,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叔粟当今年赋。”师古注曰:“粜多而钱少,是为伤也。”但“谷贱伤农”的事实,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出现。《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计然策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索隐》曰:“言米贱则农夫病也,故云‘病农’。”《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言:“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谷贵民流”一词始见于《汉书》卷60《杜周传》:“元帝初即位,谷贵民流。”史籍中或作“谷贵民饥”、“谷贵人流”,如袁宏《后汉纪》卷11《章帝纪上》:“是时天小旱,谷贵民饥。丙寅,诏曰:‘比年饥旱,民频流亡,朕甚惧之。’”但“谷贵民流”的事实,同样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出现。上引李悝言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与封建地主制形影相隨的流民问题,战国时代已经困扰着当时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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