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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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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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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民在两汉书中或称豪富民、豪强、豪右、豪大家、大姓、著姓、强宗等，后避唐讳亦称豪人。豪民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封建私有制经济的不断深化而形成的一个新生社会阶层。其本质特征有三：一是“无寻尺之禄”（注：《国语·晋语八》。），即司马迁所谓“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的“素封”（注：《史记·货殖列传》。），仲长统形象地喻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注：《后汉书·仲长统传》。）。即不享有赋税徭役优免特权的非身份地主。二是家资巨万，农、林、牧、副多种经营，即“庶人之富者”，是一些生财有方，善于在各种经济领域发财致富，“以利相欺”的惟利之徒。其发展途径大致经历了营商取利、致力工虞、兼营农业等几个阶段而成长壮大。三是在社会上活动能量极大，上可以“交通王侯”，与官府分庭抗礼，下则“武断于乡曲”，“刺客死士，为之投命”，即庶民之豪者。
汉代豪民的形成大致有三个途径：
前代贵族后裔 前代贵族后裔延续到两汉，且在史书中留下笔墨的，以六国贵族最具代表性。六国贵族虽经秦代的铁血镇压和秦末农民起义的冲击，传统势力受到极大摧残，但在汉初宽松的政治、经济氛围下，一些支脉疏属又转而从事工商，变成商贾豪民。正如司马迁所云：“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注：《史记·货殖列传》。）诸田当然就是齐地迁至关中的齐国旧贵族。这类豪民经武帝打击曾一度破败，但宣元以后又死灰复燃，且在经营方式上转向综合发展的道路。作为东汉田庄经济典型素材的南阳樊氏，因与刘秀的特殊关系在政治上曾大放光彩，但考其家世，却是由前代旧贵族转变而来的乡里豪民，按《中常侍樊安碑》：樊氏出于周宣王时佐命功臣仲山父，“食采于樊，子孙氏焉”（注：洪适：《隶释》第6卷，第78页。）。这个谱系可信程度并不高，但依《左传·定公四年》、《国语·周语上》、《续汉书·郡国·河内郡》及刘昭注等史书的记载，樊氏乃殷周大姓，南阳樊氏追认仲山父为其先祖，范晔对此并不怀疑，说明樊氏确实出自前代贵族。奉职三朝、位极三公的第五伦，“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第五伦在两汉之际率宗族闾里筑营壁自守，“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注：《后汉书·第五伦传》。）。宗族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他不仅营理田业，还到太原、上党一带贩盐，是典型的豪民身份。
农工商贾畜长 这是在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滋润和放宽工商业禁令的驱动下，“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的新生代，也是一个不断产生、消长不定的社会群体。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不同行业——农、林、牧、副、渔——的佼佼者，认为“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此外，还有大冶铁家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大盐商刁间，畜长桥姚、卜式，大商贾师史等。这些农工商贾畜长皆家赀巨万，“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武帝“告缗”之后，这类豪民也一度消沉，靠盐、铁等特殊商品产销致富的渠道亦被堵死，但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易中发达的商贾豪民不久又重新抬头，元、成间“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萭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注：《汉书·王尊传》。）。嗣后，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等并“为天下高赀”（注：《汉书·货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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