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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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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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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的安康或动荡，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的治乱。秦末征发闾左服徭役，成为引发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依王子今、张汉东等学者考证，“闾左”即“里佐”，乃里正之副（注：参见王子今：《“闾左”为“里佐”说》，载《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张汉东：《闾左新解》，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1984年第27期。）。秦二世对闾左的征发，直接动摇了基层乡里政权的支柱，从而导致地方社会的土崩瓦解。
在汉初社会，作为政府异己势力的游侠一度颇盛，同时也是豪民阶层异军突起之时。豪民同汉王朝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从实现社会安定，维护封建秩序的角度论之，却始终是王朝政治的对立因素。因为豪民势力的壮大，不仅瓦解小农经济，腐蚀社会政治，破坏封建法治，败坏社会风俗，而且其影响还远远超越乡里范围，豪民在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结党谋反，或武装对抗，从一种王朝政治的潜在威胁质变为公开的分裂力量。
武帝算缗以前，豪民阶层主要活跃在流通领域，生产性投资也局限于开矿、冶铁、煮盐、铸钱等部门，兼并土地的问题尚不突出，故有“未有并兼之害”的说法。在此条件下，豪民对乡里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性的商品冲击、高利贷敲榨和人身役使，把小农直接扫地出门者寡，故这一时期流民问题并不突出。而且，汉初以来的“三选七迁”，通过对关东地区豪民势力的阶段性扫荡，也使豪民对社会的危害不致演成大患。但武帝对工虞商贾不加分别的毁灭性打击政策，虽使豪民在一定时期销声匿迹，但其消极影响也不能低估，所谓“民无所牟大利则返本”，“民偷甘衣好食，不事畜藏之产业”（注：《史记·平准书》。），这一方面造成豪民消费投资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使社会资金大量回流农村，使土地兼并、豪民役使等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豪民买通、权钱结合、对乡里政权的控制也步入一个新阶段，其势虽因宣帝的选用能臣良吏而暂时受到遏制，但这种结构性变化却终难扭转。
西汉建国以后，一直坚持把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迁至关中，置于诸陵。迁豪虽不损害其赀产财物，但却有效地翦断了他们在关东地区盘根错节的地缘联系，而且，徙至关中后，依法又不得族居（注：《谢承后汉书·郑弘传》云：“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载《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进一步割断了他们的宗亲血缘纽带，这不仅减轻了关东地区土地兼并的压力，同时也滞缓了豪民在关中地区乡里势力的形成。正如建武年间杜林所论：“及汉初兴，上稽旧章，合符重规，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以削弱六国强宗。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注：《东观汉记校注·杜林传》第14 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6页。）而元帝放弃迁豪不久， 即出现“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注：《汉书·陈汤传》。）的严重局面，乡里政权排解纠纷、组织生产、赈灾扶贫等行政职能丧失殆尽，农民破产流亡的势态一发而不可收。
早在汉初，豪民为结党营私，扩大势力范围，即“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注：《贾谊集·时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页。），宣、元以后，“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注：《汉书·赵广汉传》。）更为普遍，或“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注：《汉书·何并传》。）；或“通邪结党，挟养奸轨……并兼役使，侵渔小民”。显而易见，元帝之所谓“宽政”，不仅助长了宗族势力的强盛，而且“三互”之行，又使地方长吏往往受制于小吏豪民，地方大姓、乡里豪民把持或左右乡里甚至郡县政权的格局逐渐形成。对此，崔寔作《政论》评说：“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注：《后汉书·崔駰传附崔寔传》。）
当然，我们将豪民规定为一个社会阶层仅仅是就其基本特征来划分的，如果从整个社会阶级关系变动的宏观角度观察，豪民实际上是一个界于官民之间不断流变的地方阶层，它既能破落为一般民户甚至取庸为奴，又能通过各种途径为官，尤其是一些拥有前代名门望族渊源的豪民，或因时际遇而显赫一时的官宦后裔，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其上升趋势来说，汉代豪民的最终归宿是逐渐同官宦之家合流，进而演变为以大地产为基础的门阀世族，如南阳樊氏即是一典型例证。但这只是一种趋势，一种整体动态，而非一个个具体个案的累加。在豪民向官宦士大夫转化的历程中，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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