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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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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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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合计不满《集簿》的“乡百七十”（注：简文“乡百七十”后缺一字，但从后文“乡三老百七十人”来看，此乡数不误。），说明个别的乡既未设“乡有秩”，亦未设“乡啬夫”，或以乡佐代理，亦未可知。游徼也非每乡一人，简文仅82人，或者一名游徼兼管数乡，因无直接证据，只能存疑。三、每县的辖乡数不能笼统地按平均数值去理解，因聚落、人口的多少，乡的设置参差不齐，《续汉书·百官志》所云“凡县户五百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只是一个大概的规定或推算，而非最多以四乡为极限。据笔者统计，东海郡各县辖乡数少则1乡，多则14 乡。四、按尹湾简，“里二千五百卅四”，每乡平均管辖18个里，大概每乡辖里数在同一个郡或县亦存在较大差别，不能按大、中、小县一概论之。
豪民势力在乡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直接参掌乡里政权。
乡官大多有位无禄，有秩、啬夫、游徼等虽为郡县属吏出任，但却“职斯禄薄”，斗食而已。惟其如此，乡以下职务一般为士人所不齿。如郑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后“遂造太学受业”（注：《后汉书·郑玄传》。）。但乡官毕竟是广大农村的头面人物，众望所归，还有机会迁升为郡县属吏，乃至地方长吏，故也不失为豪民从政之一途。但由于正史所收传记人物，无非帝王将相，对其履历于“正途”之外又往往缺笔，这就为我们查证豪民出任乡官的事实造成极大困难。汉代以“孝”治天下，“孝”在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村社组织中具有极强的凝聚作用，故汉政府对“掌教化”的三老非常重视。刘邦早在即位的次年就下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注：《汉书·高帝纪》。）三老既为民师，左右乡党舆论，对“乡举里选”的察举、征辟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因此致仕的官僚（蜕变为豪民）、儒士、豪民多出任乡、县三老，如武帝朝的绣衣御史王翁孺解职后为魏郡元城委粟里三老（注：《汉书·后元传》。）；出身世代豪吏的赵宽为浩亹三老（注：《东汉三老赵掾碑》，载《文物》1964年第5期。）；南阳豪民地主樊重因“赈赡宗族，恩加乡闾”，被推为乡三老。三老虽无具体行政职责，但位尊身荣，豪民出任三老，便身价倍增，除享受免役、赏赐等特权外，也为本宗、本族营造出一个声威加于乡里的势力氛围。
乡啬夫是豪民争仕的又一职务。乡啬夫虽贱为斗食，但掌握一乡的徭役摊派、赋税征收、监督户口等大权，直接决定着管内民户的命运，声威有时远在守令之上，如爰延任陈留外黄乡啬夫，“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注：《汉书·爰延传》。）。乡啬夫还可迁为郡县属吏，经察举等途径成为国家正式命官，如鲍宣初为渤海高城县乡啬夫，“后为都尉太守功曹，举孝廉为郎”（注：《汉书·鲍宣传》。）。一代名臣张敞“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注：《汉书·张敞传》。）。其余如朱邑、第五伦、爰延、郑玄、郑宏等，均由乡啬夫起家。豪民从政，除赀选、察选及买爵贩官而外，也往往把啬夫作为仕进的跳板。他们从乡里政权入手，再出仕郡县右职，进而和士大夫集团结为一体，构筑起牢固的地方权力格局。我们从《隶释》所见碑文可知，东汉时期，郡县掾史基本为“乡里著姓”、“右姓”所把持，掾史的任用权在制度上职在郡守，而“三互法”却使郡县功曹成为实权人物，汝南太守“主画诺”，南阳太守“但坐啸”（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的谣言就一语破的。在此条件下，士族——豪民一体化的局面基本形成，仕进的途径虽然扩大，但仕进的覆盖范围却日趋狭窄，如山阳湖陆人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注：《后汉书·度尚传》。），而《续汉书》却说“尚少丧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书》，为吏清洁，有文武才略”（注：《八家后汉书辑注》。），则知他“不为乡里所推举”的根本原因乃“家贫”，而非“不修学行”。
第二，经济上间接左右乡里政权。
豪民在乡里的影响更以侵陵小民、广占田园、放债畜奴为烈，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师丹等人的“限田限奴议”都是针对豪富吏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注：《汉书·哀帝纪》。）而发；王莽的“王田私属”制也在官贵豪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告破产；刘秀“度田”失败后，占田无限，更使得“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问题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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