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生产活动的内容。如没有矿产资源，就谈不上矿物的开采和冶炼。这正应照了“有此未必然，无此必不然”的道理。同时，物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人类生产活动的进展程度和水平。比如在资源条件较好的黄河流域适宜早期人类繁衍生息，使其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由于生态环境条件恶劣，生产劳动较为艰难，文明的演化也较缓慢。并且，生态环境以其资源的空间组合特点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如平原适于种植，山区宜林，草原宜牧，水域宜渔等。这种生产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差异是与生态资源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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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英旭：《环境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儒冰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朱颜明等：《环境地理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3页。
生态环境对人类文化也产生有重要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长期生活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就会形成较为稳固的对事物的看法、思想和观念，进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思想文化。比如生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民族因长期处在四周环海的环境当中，创造的是颇具冒险精神的海洋文化；而长期生活在为高山、大海相隔的陆地上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民们，创造的是求稳敦实的大陆文化。就拿中国南北文化的对比来看，也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江南文化婉约细腻，北方文化粗犷豪放，文学艺术上常说的“京派”“海派”之争，其实正是生态环境对社会文化影响的反映。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人类的社会活动必须遵循包括生态规律在内的自然规律。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使其为人类服务，但是，决不能改造自然规律。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正如管子指出的那样，“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将导致“天不予时，地不生财”①。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代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中美洲玛雅文明的消失，都与环境的恶化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当然，我们重视和研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绝不是主张“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客观地认识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实际作用，正确地看待自然规律的客观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生态环境的作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并且也同样重视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之，正如胡兆量先生等指出的那样：“自然环境是社会发展的舞台，对社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自然环境对社会的影响，或深或浅，或偏或激，与环境决定论有本质区别。”②我们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对形成我国文明中心地位和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只是根据客观事实对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作用的客观评价，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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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形势辨》。
②胡兆量等：《地理环境概述》，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二)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问题上，我国学术界曾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认知过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我国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时，是将环境决定论和人地相关论都兼容并蓄地引进，比较客观地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影响”而不是“控制”，承认人类对环境的能动作用。但新中国成立后，受前苏联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也出现了过于强调人的作用的思潮。反映到哲学思想上，盛行“生产关系决定论”，地理虚无论、唯意志论、人定胜天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这不但阻碍了对人地关系(即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认识的正确发展，还导致了经济实践中违背自然规律的活动肆意发生，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损害。直到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施行以来，对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才重新有了正本清源的客观认识。
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变化关系。人作为唯一具有制造工具和劳动能力的群体，从一诞生起就开始对生态环境发生作用，施加影响。在人类的童年及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历程中，正如前苏联学者格拉西莫夫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通过从周围环境取得能量和物质并以变换过的(工业的、家庭的和其他的)形式予以归还时，干预了自然过程的动力平衡循环。然而，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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