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建立与扶持小农经济，儒家将主要希望寄托于为政者。孟子的仁政是对梁惠王说的。《荀子·王制》极力主张君主的“善群之道”：“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不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接着谈到对自然资源的具体保护措施。荀子主张建立保证整个农业系统，包括农业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经济系统运行的社会控制体系。为此孟子和荀子都对君主提出了相关的道德规范要求。如果说建立理想社会是儒家的有为观，而要求君主通过“节用”、爱民等具体行为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则是儒家的无为观。对于“节用”，《孟子·梁惠王上》：“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孟子·尽心上》：“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赋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荀子·富国》直接将君主是否“节用”作为国家富强的主要措施之一。他认为君主节用是节流，发展农业生产是开源。对于“天时”的认识是君主道德修为的重要方面。因为只有对天时有正确认识，才能决定国家政事的为与不为。所以孟子与荀子对此都反复提到“使民以时”，即在农事季节不要征发民力。

    先秦儒家有丰富的农政方面的思想。梁家勉教授在《孟子的农业政策观》一文中将孟子的农业经济思想概括为“制产”与“制取”之策两部分。“制产”包括劝业行政、保护行政、农事教育、土壤改良、劳动保险、农民娱乐、水利荒政七方面；“制取”包括封建政府的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是孟子针对当时的横征暴敛，提出在他在井田制构想基础上的赋税徭役主张。孟子将与“民”相对立的另一方——“君”的关系联结起来，从农业发展的角度，将“民贵君轻”、民为农本的思想贯穿于农业生产的管理过程，从而提出“莫不具体而微，雏形毕具”的农政制度思想(16)。荀子的观点记载于《荀子》“富国”、“王制”等篇，主要包括节用、轻税、罕兴力役，无夺农时等方面。

孟子、苟子两派儒家在对君主关于农政方面道德修为的主张有其差异。孟子一派对人的“性”及“仁”等道德修行方面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要求君主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施行“仁政”，达到爱民的效果。荀子则着重于强调“王制”，即加强以君主为中心的集权统治以及农政制度的建设来达到发展农业的目的。《荀子·王制》极力主张“修宪命”，即通过法律措施保证命令的执行，通过各级“序官”执行各项政令，如在农业方面设立管理国家水利的“司空”，管理国家农业生产安排的“治田”之官，管理国家山林资源的“虞师”，以及在基层负责农业推广的“乡师”等。

三、先秦儒家农业发展观的影响和意义

    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其政治思想不断通过各时代思想家的思考、演绎、发挥，为后来的统治者加以取舍利用。而先秦时期的儒家农业发展观在不同的农业思想领域里获得不同程度的阐释，直接对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农学领域，后世的农学著作引述儒家的民本、农本思想、“变通”与“趋时”的观念，以三才论作为指导思想，以扶持耕织结合、农牧结合的小农经济为服务宗旨，逐步构建了以精耕细作为特征、以种植业技术为主体的古代农学体系。李根蟠先生认为先秦时期农学的三才论是直接从农业生产中来，再由先秦的思想家将三才论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推广到手工业、商业、军事、文化等领域(17)。笔者认为，三才论的产生虽然与农业生产有关，但它是经过包括儒家在内的先秦时期思想家的总结完善之后，再由战国晚期的农家学派吸收到农学的研究中。上述的分析表明，先秦儒家已将三才论运用到对整个农业系统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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