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孟子对许行关于要求君王“与民并耕”观点的嘲笑，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一段时期内农家学派在理论上曾经是很幼稚的。再从《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农学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之深刻、理论体系之完整来看，显然是在吸收各家之长的基础上以及总结长期农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农家学派的农业发展观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上农》中，主要是受了儒家的农业发展观的影响。如主张“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使农民固定于土地上农作而不迁移，以及教民务耕织，不夺民时的重农政策、“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的“任地之道”，还有规范农民生产行为，不治私事的“野禁”五条，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四时之禁”，都可以在《孟子》等儒家文献中找到它的思想渊源。再从《吕氏春秋·任地》《审时》《辩土》等三篇反映种植业技术体系的著作来看，其中贯穿着儒家无为与有为的对立统一观。《任地》：“天生时，地生财，不与人谋”，是三才论在农学上的概括。《审时》进一步论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说明农业生产上的“人为”必须以认识“地之所生”和“天之所养”为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对有为与无为的对立统一观在农学上的高度概括。这一观点为后世农学所继承。如西汉《汜胜之书》：“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亩可十石”，以及“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等技术原则；北魏《齐民要术·种谷第三》所总结的“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都是农业生产上“无为”与“有为”观点的对立统一。一直到明代马一龙(16世纪中期)的《农说》更是直观、具体地总结了农业生产上“无为”与“有为”观点：“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劳而无功。”在强调对天时、地宜认识的基础上，注意避免不要作的事，也强调入力可以胜天。《农说》将天、地、人、物结合起来认识，已经接近有机的自然观(18)。
先秦儒家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从秦汉时代起就对封建社会的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有深刻影响。保护山林的政策不断见于封建时代的法律法规中(19)。如在睡虎地秦简的秦代《田律》中规定春天二月不得砍伐材木山林，居延汉简中有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由皇帝下达诏令命边疆军事组织将保护林木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唐六典·虞部》规定在名山不得樵采。宋代大中祥符四年，下“火田之禁”，“令诸州县人畲田”，在焚烧野草时，“十月后方得纵火”，以保护林木资源(20)。在荒灾季节“以时禁发”纵民樵采的政策作为封建政府的荒政措施之一，但同时注意保护资源。元代至元二十五年，辽阳省饥荒，下诏令“敕驰辽阳渔猎之禁，惟毋孕兽”(21)。大德三年，“扬州、淮安县属蝗，在地者为鹫啄食，飞者以翅击死。诏禁捕鹫”(22)。明清时期也有保护林木资源的政策法规，在民间各地有专门保护自然环境的乡规民约，形成这一时期独特的民俗景观。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在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先秦时代曾经有过这一方面实践，并在中国农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山林等自然资源的保护让位于种植业的发展。但在秦汉以后的农业发展史上，这一方面的实践内容很薄弱，唐宋以后还出现了生态环境逐步被严重破坏的情况。虽然保护山林的政策不断见于秦汉以后的封建法规之中，但这些似乎与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全国性的生态环境被破坏显得微不足道。先秦儒家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在秦汉以后没有成为农业发展观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先秦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伦理道德观，是先秦儒家农业发展观的最大局限性。这种伦理道德观对古代中国的人口发展政策导向有重大影响，造成了李根蟠先生说的古代农业历史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高度重视在农业生产和环境生产的之间关系的适应、改造，却忽视了对人类自身生产、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协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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