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时周天子实际的主权，又当如何呢？据《国语·郑语》载：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虢、晋、隗、霍、扬、魏、芮；东有齐、鲁、宋、滕、薛、印、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荆、蛮、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

即此可见，当时周朝的封国，往往与蛮、夷、戎、狄杂居，周朝甚至没有明确的诸如“领土”、“疆界”等观念，所谓“天下”、“王土”之类，都是很宽泛的，不过在是在强调周天子的至尊至贵。那时，真正有损于周天子主权的，是所谓“荒服不至”、“诸侯不享”。1而即便是在周朝畿内，天子主权也受到极大限制。周厉王专利，不仅老百姓反对，大臣们也反对。大夫芮良夫就教训周厉王，说：“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2

《小雅·北山》接着“莫非王土”之句，又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也是夸大之词。《国语·周语》上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种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且无故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天子连检查人口，都要遭到大臣如此强烈的反对，可见“率土之滨”，也并非全是“王臣”。

周朝统治的特点，是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各有其土、各治其民。《诗经·大雅·瞻卬》刺幽王：“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诗的内容，是说周幽王攘夺他人的土地和人民；而这恰恰表明，周天子甚至也并非是一切土地和人民的主权者。可见，所谓的“王土”、“王臣”，纯粹是周人对天子主权的一种夸张，根本谈不上周代已实行了土地王有制或国有制。

业已指出，中国早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村社共同体土地公有制；而以公田为形式的统治者土地私有制，是以村社共同体土地公有制为自身存在的前提的；而随着公田共耕制度渐次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及卿大夫的领地内被公田分耕制度所取代，并且最终导致农民分耕的公田与他们的份地合为一处，各级统治者的权力遂楔入村社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内部，这就为“九一而助”转变为“什一使自赋”，即由“助”转变为“彻”，彻底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村社共同体土地公有制随之瓦解。

但是，必须进一步强调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各级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兴起。《诗经·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这样的诗句，反映的是统治者原来仅仅进行公田剥削，如今却开始攫取农民份地上生产的“我黍”。《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与《硕鼠》讲的是同一件事。这样的情况，当然早已在周朝直接控制的区域内发生。上引芮良夫批评周厉王实行“专利”，指的就是周厉王既藉公田，又在农民份地上征税。但是，建议周厉王采取这一措施的，却是周朝的荣夷公。据《国语·周语》载，“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却得到周厉王赏识，起用为天子卿士，为天子推行专利。可以想见，这种既藉公田，又在农民份地上征税的剥削方式，最初是一些领主在他们所直接控制的区域内的自行其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或是由于大量劳役和军役的征发，导致公田因劳动力投入不足而粮食减产；或是由于领主财政扩张本身的需要；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估计，当“共和”时期，在周天子所直接控制的区域内，是又恢复了“藉而不税”的。否则，就不会有所谓“宣王即位，不藉千亩”。然而，正如前面所言，这个“不藉千亩”，并非就是废除公田制度，而是将公田共耕转变为公田分耕。这种公田分耕，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九一而助”。我们根据孟子所说的“殷人七十而助”可以想见，这个“助”是在农民七十亩份地之外的大片公田之上进行的。毫无疑问，周朝的“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在九十亩份地之外的大片公田上进行的，同样也可以称之为“九十而助”。但孟子偏偏要说是“九一而助”，自有他的道理原。原因就在于，这个“九一而助”的“助”，指的是公田分耕之下的助；它先是散在大片公田上的公田分耕，最终则是公田与农民份地的合并。这一合并，使周天子、诸侯和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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