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载：“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是说卿大夫的都邑不超过“百雉”，此“百雉”为诸侯国都的三分之一，是知诸侯国都当为三百雉，一雉长三丈，即方９００丈，１８０丈为一里，则为方五里，约今３．２平方公里。而卿大夫的都邑大者方３００丈，次为方１８０丈或１００丈，都在方二里以下，总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此所谓“先王之制”不管在西周实行情况如何，但到了东周以后却因“礼崩乐坏”的冲击，转眼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是时诸侯各国“城郭不必中规矩”[⑦]，不少城市已大大超过王都之制的面积。据考古材料提供的数据看，超过１０平方公里的东周故城有：秦都雍城、鲁都曲阜、秦都咸阳宫城、魏都安邑、齐都临菑、楚都郢、赵都邯郸、郑韩故城、燕下都等。其中最小的秦都雍城面积是１０．５平方公里[⑧]，居中的齐都临菑为１５平方公里[⑨]，最大的燕下都约为３２平方公里[⑩]。这些东周列国的国都，其建制已超过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规模，是当时头等的大城市。次如考古发现的宜阳城、京襄城、轵城古城、栎阳城、吴起城、宋国故城、薛城、侯马晋故城、中山灵寿城，面积即在３．２—８平方公里之间，属于当时的中等城市。至于３．２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市，其考古发现的数目更是不胜枚举。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小各类城市星罗棋布，遍及全国，且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已冲破礼制的束缚，其建筑规模空前地扩大了。这虽然不能说明城市发展变化的本质，却为城市发生本质变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２．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
春秋时期有多少城市人口，还不好估计。战国中期的城市人口，或可作出推算。《战国策·齐策一》载：“临菑之中七万户”，这句话出自苏秦的游说之辞，是否可靠有不少人怀疑。其实，从薛城７平方公里尚有６万人家来看，１５平方公里的临菑城住有７万户并不是没有可能。就是从当时城市人口的密度来分析，临菑所能容纳的城市人口也不会太少。反映先秦城市人口密度的材料有两条：
（１）“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Ａ）。……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Ｂ）相望也”。（《战国策·赵三》）
（２）“率万家而城方三里”（Ｃ）。（《墨子·杂守篇》）
根据这两条材料并以每家５口计，可算出３个城市人口密度的数据来：Ａ４２０４４人／ｋｍ[２]；Ｂ １２６１３人／ｋｍ[２]；Ｃ ４３２５５人／ｋｍ[２]。其中Ａ与Ｃ相当接近，大概反映的是所谓“古者”即夏商时期的情况。而Ｂ所反映的则是赵奢所处战国时代中等城市的人口密度。以此推来，１５平方公里的临菑城通常可居住１８９１９５人亦即３７８３９户人家。但临菑是当时特别繁华的大城市，街市之途，“车毂击，人肩摩”[①①]，人口密度应比一般中等城市为大，所以至少有四万户人家是决无问题的。那种以为临菑只二三万户的估计是过于保守了。
在战国时期，相当于临菑这种规模的城市并不少。《盐铁论·通有篇》追述战国时的大都市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菑，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上述诸城多因位居交通中心而成为天下名都，其中只有小部分兼具政治中心的功能如临菑等。若加上后一类以及铸币城市，“全国的重要都会大约总数当在五六十个左右”[①②]。其中又以十个与齐临菑城市人口相当来计算，全国则有二百万人居住在头等大城市中，余则以“万家之邑”为标准，也当有二百多万人居住在中等城市中。即使不把众多小城市的人口计算在内，全国也当有四百多万的城市人口。按一般认为战国人口总数约两千余万来推算，当时城市人口则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０％左右。可见当时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城市人口增多的同时，城市居民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士农工商纷纷移居城市，城市人口不再以统治集团纯消费人口为绝对多数了。以齐国为例，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①③]。韦昭注：“国，国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农不在也”。当然，齐都临菑城内不可能全无农民居住，但工商之民已成城市居民的主体似可肯定。具体说来，“商工之乡六”，以每乡二千家计，城内工商居民可达六万多人。这在春秋初期着实是个惊人的数目。这种情况表明，城市人口的集中，主要是工商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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